民主的神學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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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改爭論談起

2004年香港的政制討論中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對民主的追求？在討論過程中呈現分化，一方認為社會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另一方則把自由民主視作絕對價值。我認為香港人應藉這機會反思民主政制的價值，教會也應從基督教信仰角度出發，去評價自由民主等價值觀是否與信仰相容；若相容，又應視之為目的還是手段呢？

就著這問題，我個人的心路歷程也有幾個轉折：我初信主時是基要派，只愛傳福音，沒有甚麼社會關懷。大學時期開始信仰反省，明白信仰實踐不能抽離社會處境，後來更因著六四的影響，很崇拜民主，為了抗衡專制的禍害，我把追求民主視為差不多終極的目標，並把它與基督教信仰緊密結連。1993年念完神學回到香港，有一次參加Charles West的講座，他提到民主只是penultimate goal，我當時不以為然，但後來一直觀察和關注香港的文化發展，使我明白自由社會也有很多問題，所以我們不應把民主偶像化。特別是啟蒙運動後，西方人用其他偶像取代完美的上帝，科學技術、經濟增長、自由民主都往往被神化、偶像化，基督徒不應墮入這些陷阱裡。然而這些也不是全盤否定民主的理由，我今天仍然相信，只要正確地理解民主和確認它的限制，民主仍是基督徒應支持的目標，但只是次終極目標(penultimate goal)，而不是終極目標(ultimate goal)。

社會工作 = 扶助「弱勢社群」 = 性解放?

關啟文

我在下面會評論香港社工界近期的一些轉變，就是一種較為激進的性解放思想，為了避免誤解先要澄清：
一、社工界並非只有一種主導思想，我所觀察的只是一種趨勢，社工界內部當然存在多元性；
二、這種思想的興起有其社會和文化背景，往往反映一些傳統框架的不足，其存在有正面意義；
三、我敬佩很多社會工作者敬業樂業，在破碎的社會邊緣默默耕耘、扶助弱小，已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就算是提倡激進思想的人，我也相信他們是真誠和有良好動機的。

我本身不屬於社工界，不敢說很了解，只是拋出一己愚見，希望激發更多的關注、討論和反省。

吳敏倫是否接受「近親婚」(亂倫婚) 和人獸婚？

同性婚姻又起爭議，吳敏倫強烈指控對手「為了維護本身的性價值觀，不惜用無事實根據、謬誤邏輯或甚至強詞奪理的論說來支持自己」，簡直是「胡言亂語」。(《明報》8月30日)，但究竟這描述是否更適合他自己呢？他堅持一切因果關係都需要科學證據，但他千真萬確地說：「同性婚姻…不能長久，…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仍飽受壓力。」這又有甚麼「事實根據」和科學證據呢？吳敏倫一向把很嚴格的標準加於對手，希望他用同樣標準加於自己。他文章可以商榷的地方太多，下面只談一點。

公平的迷思──何秀蘭論同性婚姻

關啟文

 

在現今的立法會議員中，何秀蘭是最旗幟鮮明靠攏同性戀社運的，她撰文支持同性婚姻，她知道亦有部分人基於宗教信仰或其他信念「仍然反對同性戀者有締結婚約的權利」，但她認為「在法制而言，同性戀者的權利必須與異性戀者一般，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不能因為部分人的價值觀，便在制度上長期壓抑同志的公民權利。」她相信「在醫療、房屋、稅務、入境、承繼權等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範疇，同志依然備受歧視。」特別在稅務方面，異性婚姻可享有配偶免稅額，但同性伴侶卻沒有，而且同志的房屋福利遠遠不如。從這些事實看到，「同志被視為二等公民。… 拒絕同志登記結婚，間接令同志受到經濟剝削，有違公義，是社會必須正視的事實。」

恩典的歲月— 牛津的學習生涯

關啟文，其他

經過劇烈的信仰反思和掙扎，在1986年我決定去念神學，因為我自己曾飽受理性和哲
學的衝擊，吃了不少苦頭，也感到能解決我的疑惑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那時的志願
是去念好哲學神學(philosophical theology)，在這方面為華人神學界作些貢 。當時我主
要在蘇格蘭的鴨巴甸大學和倫敦大學之間選擇，我較傾向後者，因在倫敦我可以同時
主修神學和哲學。然而已去了鴨巴甸的中學師兄陳士齊提醒我，在念哲學前最好先打
好神學基礎，而鴨巴甸大學的神學院正好有優良的改革宗和巴特神學傳統。我最後決
定先去鴨巴甸念道學學士，到今天我仍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

人權的再思

關啟文

教會在現代社會中，無可避免地受著人權思潮的衝擊，我們應如何回應呢？我認為人權思想基本上與基督教信仰是吻合的，教會也應支援人權運動，因為上主的創造、救贖和道成肉身為人的尊嚴和人權奠下基礎，而且墮落的教義提醒我們人權的違反與濫用是可預期的，這使教會對人權運動的承擔更形逼切。這已是主流基督教宗派和不少福音派神學家的共識(我在其他地方已交待這立點的論據)，但仍有一些需要進一步反省的課題。

人權：神學的反思與教會的承擔

人權：神學的反思與教會的承擔[1]

《世界人權宣言》已發表了五十年(編按: 此文寫於1998年)，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這實在是很大的成就，如此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能有一些共識，這絕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們也不可對實際的情況抱過於天真的想法，雖然一些非西方國家已逐步接納人權的概念[連中國也表示會簽署國際人權公約]，但她們堅持她們不用接受西方的詮釋，而要按著她們的國情、文化和價值觀去詮釋人權[如《曼谷宣言》]，但這一來個人的權利能否真正受到保障是一個大問題。此外西方某些後現代思想也對人權的普遍性帶來衝擊。縱然人權的普遍性被廣泛認可，但正如有人這樣說，關於人權真正普遍的只有一樣：人權的違反！一個政府口頭上認可人權的重要性，不代表它會將人權的保障落實於法律和制度內，所以民間團體的持續爭取與監察仍是不可或缺的。面對這種種問題，教會應有甚麼立場？又應作甚麼呢？這些都是極需深思和回應的課題。

我的基本立場是：人權思想與基督教信仰是吻合的[反而與自然主義世界觀不吻合]，而教會也應支援人權運動。這立場的論據我已在一些文章中交待[2]，但一些重要課題仍需進一步討論。

宗教在現代社會必然衰退嗎？－－世俗化理論的再思

　　整個世界都在改變之中，歷史的巨輪不斷推進，這幾個世紀內，影響深遠的科學革命、工業革命、民主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資訊科技革命相繼發生，將每一個國家都席捲在這些大氣候中，縱然步伐的快慢或有不同，但大體來說全球都在經歷「現代化」的過程。這過程極為複雜，也是眾多社會學大師殫精竭智地去分析的對像，他們也關注現代化對文化的影響，他們其中一個共識是現代化與世俗化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世俗化」是指「宗教在社會的重要性的衰退」。這樣看來，宗教在現代世界的前途似乎不許樂觀，因為她遲早難逃衰亡的命運。在六十年代，這思想普遍地被學者接受（當中包括不少神學家！），但踏入八十年代，世俗化理論日益受到質疑，而且踏入九十年代，不少社會學家已提出新的範式去解釋宗教與現代化的關係。然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維護世俗化理論的社會學家仍大有人在，當中佼佼者可算是英國學者韋爾信（Bryan Wilson）及布魯斯（Steve Bruce），前者在1996年出版的《世俗化社會中的宗教》（London: Pelican）可說是世俗化理論的經典之作，他多年來招來不少批評，而布魯斯則很有力地為他護航。本文會評介他們與批評者的爭論，這有助我們釐清世俗化理論的多重意義，及了解現代世界的世俗化實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