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近了，教會應當如何抉擇？──教會邊緣化的危機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政治

《時代論壇》社評的警號

近期的《時代論壇》這樣評論：「一群『八十後』青年在反高鐵一役激起的千重浪……新一代社會運動勢必像春風野火，管治階層惟有誠實而謙卑面對現實，順勢調校社會價值的座標，始能讓香港走上新里程。在這場歷史性的事件中，教會何以無聲？關鍵在於教會...未能在雞蛋（弱勢社群）那一端；甚至會被視為『助紂為虐』的利益集團。如果情況朝壞一方進發，又或有激進力量強勢介入新社運，只知選擇性守護道德而缺乏指摘不公義不道德勇氣的教會，也可能成為被攻訐的對象。……這是香港發展與社會價值重塑的關鍵時刻，教會使命的重尋與拓立的歷史契機，最起碼要找回自己的定位與話語權，否則只會進一步自我邊緣化。」[1]

　　雖然我不完全同意這評論（有機會再解釋），但它提的問題是重要的。在前面政改和民主化的路上還有許多風風雨雨，我們要認真面對這些挑戰，思索教會應如何參與社會。若我們繼續漠不關心，或以不合宜的方法參與其中，那教會邊緣化的危機是真實的。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關啟文，社會與政治

 

有些人是夢想家，卻不敢用行動抗爭。一些人勇於為追名逐利而作戰，卻沒有超越的夢想指引。劉曉波卻同時是夢想家和戰士，這真是罕見的結合。他1989年4月27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在6月13日被捕。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令人敬佩。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09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毀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毀滅。」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年6月1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基督教與中國民主前景：一些反思

關啟文，基督教世界觀

我今天到大圍的商務印書館買了兩本書：
劉曉波，《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10月。
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10月。

有趣的是，兩者都是同一時期出版，都令我想起基督教與中國民主的問題。最近劉曉波事件重新激發我思考這方面問題，在八九民運後我曾苦苦讀書和思考，建立了這方面的信念，當年在英國有時也會到不同華人教會宣揚基督徒要支持民運的訊息。其實當年我甚至參加了一個海外民運組織，是王策攪的「基督民主黨」，且是香港代表。當然，八九後不久海外民運已分崩離析，這些組織也已不成氣候。

劉曉波的書內容只看了些少，但前面寫序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基督徒，余杰的〈文字收功日，中國民主時〉（頁3-12）大力支持劉曉波，雖然沒有提到基督教，但現在誰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且是家庭教會的，大家還記得他與布殊的會面嗎？雖然他說的話我不一定認同，但我感到他的確顯示一個趨勢，就是今天仍敢出來維權和以溫和手法與中共抗爭的，有不少是基督徒，如維權律師高智晟。這方面的結合使大陸教會的積極意義彰顯出來，我甚感欣慰。

悲劇人生中的抗爭──劉曉波論中國文化與基督教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政治

                                                                               中國的潘霍華？

劉曉波在1955年出生，在1986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蕩，1988年6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1989年4月27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6月13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著道德的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 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甚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1]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不禁令我想起基督教神學家潘霍華，他毅然回到納粹統治的德國，到最後求仁得仁，在德國解放前不久在集中營被處決。劉曉波還沒有「殉道」，但他卻經歷長期的折磨。經歷第一次監禁，放出來後他還堅持民主運動，發起《零八憲章》，觸怒中共，終於在09年聖誕日被重判入獄11年。

從《家庭暴力條例》的爭論反思民主、人權和家庭價值

政府建議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涵蓋範圍，鬧到滿城風雨，1月10剛舉行了立法會有史以來最熱烈的公聽會。六十三個團體中有三分二反對政府建議，主要關心香港的婚姻觀念會受到衝擊。然而一些人對家庭價值嗤之以鼻，認為現代民主社會講人權就足夠了，並不需考慮甚麼道德或價值！我對這看法不敢苟同。我先申明，我同意保障同性同居者，問題只是用何種法例和條文去保障，我且建議擴大保護範圍，也包含同住長者等。

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限制與超越

2008年9月7日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日，在考慮如何投手上一票時，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對民主的追求？一些人認為社會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另一些則把自由民主視作絕對價值。教會應從基督教信仰角度出發，去評價自由民主等價值觀。我的立場是：民主仍是基督徒應支持的目標，但只是次終極目標(penultimate goal)，而不是終極目標(ultimate goal) 。我們應正視理解民主、自由和人權等理念的限制，並嘗試尋找超越兩種極端的第三條路。

社會公義vs道德改革？從《奇異恩典》談起

近期在港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談到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他堅忍不拔，努力了近五十年。最後在1807年(剛好200年前) 爭取到奴隸販賣的禁止，和1833年解放奴隸法案的通過。威伯福斯是人權運動的先驅（爭取所有人不受奴役的人權），而按今天的看法，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的「前衛」派往往與關心道德和家庭價值的「保守」派格格不入，甚或勢成水火。

家庭價值與民主社會

在現代世界需要維護家庭價值嗎？後者與前者的價值觀（如人權、民主）相容嗎？我相信是的，上次我在這專欄指出：維護家庭是人權，由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到2004年的《多哈宣言》，國際社群一個不變共識是，維護家庭本就是捍衛人權的重要內容。人權的概念我聽了幾十年，但六七年前才知道《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有這樣的宣告：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到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多哈宣言》也是去年才聽聞。這些都激發我對人權展開新的思考，希望更多人掌握這些資料，對人權有更全面的了解。

家庭與人權──香港社群的重建

施政報告與家庭友善政策

特首曾蔭權今年(2006年)十月發表了2006年的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是「支援家庭」，他提議設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加強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推動家庭教育。鼓勵已婚子女與父母同住，對家庭暴力條例提出修訂，及資助幼兒教育等等。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也在《明報》(10月18日）撰文，重申「家庭和睦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家庭未能全面發揮其社會細胞的功能。家庭成員可以互相扶持，不少社會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並呼籲「社會各界別、階層和專業加強協作，去支援家庭。」

公眾可能感到家庭價值有點「老土」，沒有太大爭議，較廣泛爭論的是應否用「學券」資助牟利的幼稚園。較積極響應特首的家庭政策的是民建聯，事實上民建聯之前已就家庭友善政策提出多項建議。泛民主派和人權組織沒有表示太大支持，有些還表達疑慮。如人權監察擔心家庭事務委員會會淪為「口水會」，並促請政府應盡快成立人權委員會（《蘋果日報》10月31日）。而張超雄則說「去年施政報告的扶貧主題，已給換上了今年有點不知所謂的重視家庭。」他擔心「若只有漂亮口號，最終只會淪為國王新衣。」（《東方日報》10月31日）

我們看到對家庭價值的詮釋，存在著分歧，有些人把家庭視作政策焦點，另一些人則認為應把人權和扶貧放在首位。近期亦有不少人提倡立法禁止家長體罰孩子，這牽涉到兒童權利和家長權利的張力，及政府的干預與家庭的自主的矛盾。我相信這些爭論在將來會不斷發生，教會應結合信仰、社會科學和多種角度，對家庭這課題作深入思考。

人權運動何處去？──基督徒角度的反思

前言──人權理念的持守與反思

自從我在大學時期反省信仰，重新認識福音的社會向度，我一直都是支持人權的，例如我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鮮明地宣告：「人權思想與基督教信仰是吻合的[反而與自然主義世界觀不吻合]，而教會也應支援人權運動。」我接著探討後現代思潮與人權的矛盾，和亞洲價值對普世人權的挑戰，我的結論是：「後現代思潮進一步揭示俗世主義實在很難為人權提供穩固基礎，… 我認為教會應強調人權的普世性和本質性，在這相對主義當道的世界中，堅定地見証：每個個體的尊嚴和人權不是他人和社群可剝奪的，因為這些都植根於她們和造物主的關係。」此外，我們「要堅決譴責任何以「亞洲價值」作侵犯人權的借口或擋箭牌的姿態」。[1]這些口吻和一般人權運動活躍分子無異，然而在2005年，香港社會中發生了一場關於「同志運動」的激辯(主要是維繞「應否制訂性傾向歧視法」的問題)，而我是最鮮明反對立法的一個主要發言人，於是不少人把我描繪為「反人權集團」的首腦之一。那今天我是否真的放棄了以往對人權的信念呢？非也。

從公民權利的角度看七一遊行的爭辯

抵制和杯葛是公民權利

有些人認為皮草生產商用很殘忍的方式捕獵動物，然後剝它們的皮，是不道德的，因此他們抵制皮草的買賣，甚至到皮草公司門外抗議。另一些人認為某些快餐集團的經營手法是在剝削第三世界，所以不單自己杯葛該快餐店，更派發單張呼籲別人不要光顧那快餐店。

以上的行動都不是甚麼新聞，有些人會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或不支持他們的行動方式，但我們可同意他們的抗議或杯葛行動是他們的公民權利。在自由民主多元社會裡，我們都有權利去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選擇如何用自己的資源和時間，及支持甚麼社會運動，也有權利去發動別人支持或反對某些團體或運動的訴求。重要的是，不要用暴力和強制的手法，例如在皮草公司內放置炸彈或襲擊光顧某快餐店的顧客。

為何教宗這樣難以評價？──超越左右意識形態的基督教人格主義

關啟文，基督教世界觀

                                                        教宗：開明抑保守？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病逝，全球都有極大回響，天主教友感到傷痛，各國領袖對他高度讚揚，有破紀錄的政要人數出席他的喪禮。然而談到他整體的評價，大多數傳媒都有點模稜兩可，在讚賞他「政治開明」之後，通常都會加兩個字──「不過」，因為教宗在道德上保守。

教宗被視為「開明」，因為他積極支持波蘭團結工會與共產政權抗爭，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義提出批評，反對伊拉克戰爭，敢於對美國說不，致力宗教和解，願意為教會以往的過失懺悔。同時，教宗被視為道德保守派，因為他反對墮胎、避孕，更反對同性戀和安樂死，似乎漠視婦女的身體自主權和病人尋死的人權。

關啟文專訪: 一個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堅持

「天地不容」， 終於，大家都肯正視失控的傳媒已淪落到什麼地步了。(編按:當時2002年《東週刊》刊登女星被虐裸照，十個電影及演藝界團體發表「天地不容」為題的聲明，嚴詞譴責。)

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多年來「腥色偽」俱全的劣質資訊土壤就是這樣開花結果。

傳媒教育？然而在自詡多元文化的自由社會中，你拿什麼量尺作道德判斷呢，結果往往又是「誰為正邪定分界」的另一個戰場。

超越「保皇黨」與泛民主派之爭 齊心建設香港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的第三條腿

九一二選舉(2004年)已塵埃落定，無論他們願意與否，當選的保皇黨、泛民主派和中間派都要在這幾年共事。我在這裡提出一己愚見，希望他們不要過分糾纏於保皇黨與泛民主派之爭，而是去同心建立香港的民主社會，關心一些備受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課題──香港的公民社會。(本文目的不是責怪任何人，而是刺激新的討論。)

「公民社會」主要指那些非官方和人們自發組成的組織和團體，包括家庭、鄰舍組織、宗教團體、志願組織等。透過這些組織，人們走在一起，滿足自己和社會的需要，一同溝通、學習、遊玩、養兒育女、服務社會、敬拜神明等。公民社會佔領了個體和國家中間的領域，既有群體和公共性（所以超越孤立的個體），但也不是由政府強制成立的（當然政府可扮演輔助和規管的角色），可說是個人與國家的居間結構(mediating structure) 。民主社會有兩條腿是公認的：市場和國家，有些人則稱公民社會為民主社會的第三條腿。

香港的民主路：神學的反思

可參考簡短版

關啟文，〈香港的民主路：神學的反思〉，載駱潁佳編，《遙遙民主路──回歸前後香港基督徒的政治評論》，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4年8月，頁132-150。

前言：由政改爭論談起

2004年香港的政制爭論持續不斷，討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對民主的追求？在討論過程中呈現分化，一方認為社會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另一方則把自由民主視作絕對價值。我認為香港人應藉這機會反思民主政制的價值，教會也應從基督教信仰角度出發，去評價自由民主等價值觀是否與信仰相容；若相容，又應視之為目的還是手段呢？我在下面會論證這樣的立場：民主仍是基督徒應支持的目標，但只是次終極目標(penultimate goal)，而不是終極目標(ultimate goal) 。然後我會討論今天發展香港民主時要注意的三個問題：愛國主義、形式主義和極端自由主義；最後我會簡略探討可行的第三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