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如何看宗教與科學

2017年1月13日，一個下雨且寒冷的晚上，在中文大學逸夫書院的大講堂，擠滿了六百多人，不少人還要坐在地上和通道上，這卻不是甚麼歌星或明星的表演，而是四位「書生」就著一些老掉牙的課題──宗教與科學──作出理性的討論，這實在有點叫人驚奇。筆者實在感到榮幸，有機會與另外三位學者──劉創馥教授、王偉雄教授、陳文豪博士──進行這場對談會。對談會由「思托邦沙龍」主辦，周保松教授主持，而周教授強調這是一場討論，而不是辯論。我很珍惜對話的機會，這篇文章只是延續對話的精神，進一步澄清一些問題。

諾齊克論宗教、道德與信心──四評《宗哲對話錄》

王偉雄與劉創馥是兩位華人無神論哲學家，他們最近合寫了《宗哲對話錄》（以下以《王劉》代表），[1]以對話的方式哲懷與宗信）探討宗教哲學的課題，轉眼之間我已寫了三篇評論。我在〈初評〉說：「當論到宗教與道德，哲懷用經典的猶希佛兩難(Euthyphro dilemma)去證明「道德的來源不是神」，而宗信馬上說「你說的不無道理」(《王劉》，頁149) ，又是不能回應！… 其實連著名政治哲學家諾齊克(Robert Nozick)也認為這兩難題是可以解決的(Nozick, p. 554) ，… 宗信會否投降得過早呢？」有人批評我是曲解了諾齊克，本文對此作出回應，並介紹諾齊克對信仰的一些看法。

信心的合法性與證據主義的限制──三評《宗哲對話錄》

王偉雄教授與劉創馥教授最近合寫了《宗哲對話錄》（簡稱《王劉》）[1]，對不少宗教哲學的課題提出有趣的討論，我已作出初步回應（詳見《回應》（一）、（二））[2]，後來我又就著信心與理性的題目與書中的主角哲懷繼續對話，特別是他喜愛的克利福德原則(Clifford’s Principle，以下簡稱CP)本身有沒有充分證據。[3]凡事都要講證據的立場可稱為證據主義(evidentialism) 。這〈三評〉進一步探討信心與證據的關係。[4]

「無論是甚麼情況、甚麼人，在沒有充分證據下相信任何事情，都是不對的」嗎？──再評王偉雄與劉創馥的《宗哲對話錄》

關啟文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王偉雄教授與劉創馥教授最近合寫了《宗哲對話錄》（簡稱《王劉》），[1]對不少宗教哲學的課題提出有趣的討論，我已作出初步回應，[2]今天希望就著信心與理性的題目與書中的主角哲懷繼續對話。

與哲懷對話──初評王偉雄與劉創馥的《宗哲對話錄》

關啟文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停不了的對話

王偉雄與劉創馥是兩位華人無神論哲學家，他們分別在美國加州奇科(Chico)的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們最近合寫了《宗哲對話錄》（以下以《王劉》代表），[1]他們以對話的方式探討一些宗教哲學的課題，如神蹟、科學與宗教、設計論、苦罪、來生與人生意義等。對話在宗信和哲懷兩位主角中進行，前者代表願意以理性思考的宗教信徒，而後者則代表以哲學和理性精神懷疑宗教的人士， 哲懷明確地表示：「我事實上不是中立，而是反對基督教。不只是基督教，對於世上任何特定的宗教，我都認為有充分的理據不接受。」(《王劉》，頁214) 我絕對歡迎他們以理性探討和反思宗教的嘗試，我們與作者同樣「期望讀者能懷著開放和理性的態度思考相關問題。」(《王劉》，頁xvi)假若這書能刺激讀者和年青人對宗教哲學有更多的興趣，已經相當有價值了。

然而對話的精神就是容許你來我往，和持續的探討，並沒有誰能說出最後的定論(the last word) ，所以我這〈初評〉會對此書內容提出初步的回應，以後若有時間會作出更詳細和全面的回應。相信王和劉兩位作者會歡迎吧，事實上多年前我曾邀請劉創馥博士到我家的讀書組分享他的無神論觀點。我本身是一個有神論者，雖然在個別論點上未必與哲懷有分歧（如不接受新近創造論），但我們的基本的立場是相異的。而且我對宗信的表現也不大滿意，雖然他是代表有神論的「哲學家」(《王劉》，頁xii)，但我認為他為宗教提供的辯護還未到達專業水平，與一流的有神論哲學家（如Richard Swinburne、Alvin Plantinga、William Alston、William Lane Craig）有一大段距離。我們希望持續的對話能讓讀者對當代宗教哲學界裡的對話有更全面的認識。

後現代．社會文化．基督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後現代與當代社會文化

簡單地說，現代在西方是指中世紀崩潰後的年代，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總括而言，現代思潮反對傳統權威，高舉人的主體，信奉理性和經驗，歌頌批判精神和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並把希望放於歷史的不斷進步。

然而現代的種種危機卻顯示啟蒙思想只是烏托邦，因此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的進步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的根源，較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還積極鼓吹相對主義和解構主義，並否定絕對的真理與價值。後現代思想把懷疑詮釋法發揮到極致，認為真理往往是權力的工具，而人的「主體」只不過是社會建構的概念，並沒有相應的實體。因此，它否定所有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我們還需要護教嗎?

關啟文

先說兩則故事。

有一次在宗教與近代科學的導修課中，一位女同學介紹創世紀的故事，當念到神如何使亞當沉睡，然後取他的肋骨造夏娃時，她忍不住笑了出來。她感到這種神話簡直荒誕可笑；而進化論因為是科學，所以總比創造論可信。

另一次與兩個男同學談到信仰問題，一個直斥信仰虛無飄渺、難以置信。另一個則用很好的態度問我：「亞Sir，為何你會信宗教呢？」他解釋，他一直以為宗教是全無理據的，只是一些心靈空虛的人用來慰藉自己，但他最近發現一些有學問的思想家似乎對信仰很認真的，他實在不明白。

基督徒應如何面對李天命的挑戰？-- 回應梁科慶的回應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李天命曾用兩個問題質疑神的概念：一、無所不在的神是否在我們的耳朵、大腸之內？二、無所不能的神能否造一塊祂舉不起的石頭？(參《李天命的思考藝術》。)梁科慶君最近在《時代論壇》(第631期，1999年10日3日)揣文回應這兩個問題(〈信仰不是辯論賽噢—答《李天命的思考藝術》中兩個問題〉，我也同意他的一些看法，如宗教經驗的重要性、信仰是個人的親身經歷而不是辯論賽、單靠理性很難叫人信主和人們應謙卑尋求上主等。然而他的回答也有很多問題，我在下面談談我的看法。

基督教信仰有前途嗎？──由無神論者弗魯的改變談起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弗魯的改變──還不是沾沾自喜的時候

弗魯(Antony Flew) 是一位著名的英國無神論哲學家，2004年底他在多處公開承認已放棄了無神論，轉投有神論(廣義地理解) 的陣營，開始相信宇宙有一位有智慧的造物主。04年10月我首次從William Lane Craig的口中聽到弗魯改轅易轍的消息時，也實在有點驚訝。(Craig是著名的有神論哲學家，曾和弗魯辯論，這對弗魯也有影響。不久這個消息已在基督徒圈子中廣為流傳，甚至被媒體報導。當然，這在無神論者當中引起一些震動，一些無神論者的反應相當歇斯底里──這不難理解，他們一生敬佩的英雄竟然投誠敵方，實在叫他們難以接受。弗魯表達了立場後，他的無神論朋友對他進行游說，所以或許對這問題的看法曾有反覆，也有謠言說這都是基督徒捏造出來的謊言。然而2007年底他出版的書把所有謠言和不確定都打破了，書名說得很清楚：《有一位神：世界上最臭名昭彰的無神論者如何改變了主意》。(Flew, Antony & Roy Abraham Varghese. 2007. There is a God: How the World’s Most Notorious Atheist Changed His Min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The Probability of the Resurrection

Richard Swinburne

[Please also see Kai-man Kwan’s response from pp. 5-6 below.]

       

1)      Kinds of evidence for a historical hypothesis:.

a)      posterior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about and the physical data caused by what happened at the time and place in question.  In so far as the hypothesis is a simple one, and the posterior historical evidence is such as you would expect to find if the hypothesis at stake is true but not otherwise, that is evidence for the hypothesis.

b)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simplicity: always an infinite number of possible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evidence.  The theory that is most likely to be true is the simplest one.

c)      general background evidence of how likely the hypothesis is to be true, independently of the detailed historical evidence.  Ex.: supernova explosion. 

d)     The general background evidence may indicate that it is likely to be true onl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Evidence showing that those conducive conditions were or were not present: the prior historical evidence.

Mysticism, Nature and Assessment of [addendum]

Kai-man Kwan

“Mysticism, Nature and Assessment of [addendum].” In Donald Borchert, e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6, 2nd edition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6), pp. 460-62.

MYSTICISM, NATURE AND ASSESSMENT OF [ADDENDUM]

Since the 1960s, philosophical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mysticism mainly surrou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sticism and language, and the typology of mysticism. Moreover, as standard empiricist epistemologies no longer dominate the scene, new types of epistemology which grant mystical experiences much more evidential force have been formulated. 

Mysticism and Language.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ysticism and language, some believe that mysticism transcends language, as reflected in the claim that mysticism is essentially ineffable. Taken literally, this claim generates many paradoxes, and Keith Yandell (chs. 3-5) has made sharp criticisms of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ineffability thesis (Alston 1992; Matilal).

Moral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ddendum]

Kai-man Kwan

“Moral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ddendum].” In Donald Borchert, e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vol.6, 2nd edition (Detroit: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6), pp. 358-60.

MORAL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ADDENDUM].

The moral argument purports to show that the evidence from our moral experience supports the existence of God. From the 1970s onward, various forms of moral argument continue to be developed by many philosophers. While the defenders argue with increased sophistication, they also tend to make more modest claims about the force of the moral argument.

Moral Arguments as Abductive and Cumulative Arguments

If the moral argument is construed as a deductive argument which moves from, say, the objectivity of moral values to the existence of God, then to rebut the argument, the critic only needs to show that the objectivity of moral values and the non-existence of God are logically compatible. This is a relatively easy task. However, developments in 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since the 1960s lead many to think that it is more realistic to look for an abductive argument in most areas of inquiry. We can also formulate the moral argument as an abductive argument, or an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i.e., to argue that among diverse worldviews, the theistic worldview is the best explanation of, say, the objectivity of morals, especially in contrast with naturalism.

傅柯的權力/真理觀—批評與回應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傅柯[(Michel Foucault)大陸學者愛譯作福柯]是當代著名哲學家，1926年生於法國 Poitiers，1984年死於愛滋病。他的思想影響巨大，被視為後現代思想大師之一[雖然他自己未必接受這標簽]。他一生的研究都環繞著權力、真理和主體幾個概念，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特別是在科技先進和科層化的現代世界中，權力的濫用是特別值得關注的。傅柯的思想很多時另闢蹊徑，他對權力的分析的確作出了獨特貢，他認為權力、真理和主體幾個概念是不可分開的，一些貌似客觀真理的論述(discourse)往往只是權力的工具；而且權力不單可從外面壓迫我們的主體性，它更可以從內在建構和塑造我們的主體性。他的思想為大一統的架構、思想體系和道德規條帶來嚴峻的挑戰，是鋒利的理論武器。西風東漸，加上傅柯的思想的研究可說是當今顯學，不少香港的知識分子和社運人士都受傅柯那類思想影響，並且愛用權力的角度去分析問題：一些人動輒便說別人的言論只是「論述」，他們也會學效傅柯把傳統道德置疑化(problematization)。例如社會學家和文化評論員梁款討論三級漫畫的問題時，便堅持色情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權力問題。[1]一同志組織「姊妺同志」用傅柯的思想攻擊一切道德，乾脆宣告不設底線。[2]一外展社工亦用傅柯的進路探討青少年問題。[3]

「我消費故我在？」──經濟危機下的信仰反省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引言：經濟危機中的反思

        隨著國際性的經濟不景氣，再加上去年九一一事件的打擊，香港與台灣都在面對近幾十年罕有的經濟危機，今年香港政府預計財政赤字會高達幾百億，而財政司梁錦松相信這會是一種結構性問題。台灣這一年也錄得大幅度的負增長數字，而政府的各種基金和儲備也顯著減少。更使人氣餒的是，兩地的政府都好像束手無策，不知怎樣做才可使經濟復甦。我們故然希望人民困苦的日子盡早過去，但在這種情況，或許我們亦需要重新反思我們一直奉為金科玉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其中的消費主義文化。

後現代的護教學

關啟文，宗教哲學

引言

不少人認為在後現代的處境中，基督教的護教學是不再需要存在了。本文會探討這種「廢護教學論」是否成立，我會解釋為何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然後再探討護教學在新處境中應扮演甚麼角色，和應向那一個方向發展。首先讓我們弄清楚一些重要詞語的定義，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後現代文化(postmodern culture) 是有分別的，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全盤反對絕對真理、普遍價值和普遍理性；後者是一種含糊的取向、思想或感情模式，在其中後現代主義是有重大影響的元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元素。後現代文化正正呈現後現代主義愛強調的多元性，裡面以複雜的方法混合著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思想。

由現代到後現代：一個綜覽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摘要

基督教、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三者實有複雜的關係。

作者對此作出初步探討。全文分四大段：

一、現代思潮的特徵

‧反對前現代：1.反對倚賴傳統，也不接受權威的超越性。

2.反對人生有客觀的存在目的，也不同意社會有理想的次序。

‧主體性原則：一種人本思想，認為真理與價值不用在人的主體以外找尋。

‧理性主義：從理性去獲取知識、判別真假。

‧懷疑詮釋法：例如馬克思從社會分析入手，判別無產階級的思想，認為這些思潮不過是扭曲的社會關係反射出來的虛假意識。

‧世俗主義：以上思潮使宗教式微，社會的世俗化成為必然。

二、現代的危機──後現代的衝擊

現代思潮企圖將文明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後現代主義則否定所有「基礎主義」，認為多元化、紛亂、不同的解釋、對立的價值都不可避免。

後現代主義的興起，很大部分歸因於現代思潮中過度樂觀之夢想的破滅。

三、我們的情況：

在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三種思潮相互角力。

三種思潮同時並存的紛亂現象，確是後現代的情況，而三種思想交鋒尚未定出勝負。

四、教會的回應

要慎防走向兩個極端：

第一，不可盲目抗拒現代／後現代思潮，有時我們的信仰傳統的確是出了問題。

第二，不可盲目跟從現代／後現代思潮，自由神學就是因此使信仰異化。

理性的困境與相對主義的迷思 ---- 一個基督徒在後現代的反思

關啟文

 （一）困惑的普羅米修斯 ¾ 理性的困境

　　「後現代」標示著現代人對自啟蒙運動以來他一直深信不疑，並以之為確立知識、真理基礎的「理性」，所產生的根本性的疑問。「後現代」是對理性質疑，甚至反撲(revolt)的時代。英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蓋拿(Ernest Gellner) 在他的Reason and Culture一書，即以「困惑的普羅米修斯」為其第八章的標題。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是希臘神話中的悲劇英雄。他為了人類的幸福，敢於挑戰神權，象徵著人類的理性及自主性。蓋拿的標題正反映他自己作為理性主義者的困惑。蓋拿雖篤信理性及科學，但在書中他誠實地探討一些對理性的挑戰。他承認，其中的一些困難是不能解決的，而更重要的是，最終是理性本身打倒了自己。他說：「對理性、理性的普遍性、理性秩序真正重要而有力的攻擊，都是由理性以合理程序產生的，一些最偉大的非理性主義者或者是絕望或飽受折磨，但他們在思考方法上，仍是不折不扣的理性主義者........。理性產生了『自然』(Nature)，但在『自然』內理性卻無容身之所，他們對檢視人的理性，卻揭示人不過是一些知覺經驗的組合（休謨），又或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尼采）。兩種解說雖採很不同的路徑，但同時帶出一個結論：人所謂的『理性』(REASON)，其實不過是非理性的僕役。」[1]

　　蓋拿整本書其實就是探討以上的問題，可讀性甚高。我試就幾方面加以討論。

基督教與後現代自我觀的對話(二之一)：自我之死？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Postmodern View of Self (I): The Death of Self?

AUTHOR:     DR. KAI-MAN KWAN

ABSTRACT

In a series of two papers, I will pursue a dialogue with the postmodern view of self from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In this paper, I first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iew of self from the pre-modern period to the modern period and then to the postmodern period. I then explain how various kinds of postmodern thought, in contrast with the modern worship of a self-sufficient and unitary self, emphasize the plurality, contingency, and fragmentation of our selves. The more extreme postmodernists (e.g. Foucault) even proclaim the death of Man or Self, and they celebrate this as the victory of untrammeled freedom and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from all restraints. I further explor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death of Self: consumerism and media cul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is paper, I provide a critique of the death of Self thesis. I argue that this view is unsatisfac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 and common experience. I further argue that Foucault’s later transition to an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shows the dilemma inherent in a postmodernist view of self, which is linked to the loss of transcendence in postmodernism.

基督教與後現代自我觀的對話(二)：「我被愛故我在」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Postmodern View of Self (II): “I Am Loved; Therefore I Am”

AUTHOR:     DR. KAI-MAN KWAN

ABSTRACT

This is the second paper of a series on the dialogue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the postmodern view of self. In the first paper, I delineate the postmodern view of self and point out its various shortcomings. In this paper, I first explore Kierkegaard’s view on becoming a self before God. I argue that his dialectical view of self as the synthesis of the finite and the infinite avoids both the arroga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despair of postmodernism. Then I explain several significant aspects of the Christian view of self in contrast with both the modern view and the postmodern view:

1)  In line with postmodernism, Christianity acknowledges the fragility of self.

2)  However, in contrast with postmodernism, the Christian doctrines of creation, redemption and incarnation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value and identity of the human self.

3)  Knowledge of God is inseparable from self-knowledge.

4)  Oneself ’s fidelity to the other helps create the self of the other and his own self.

5)  Jesus Christ’s self-emptying show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osing oneself and gaining oneself. A self centered around Christ is therefore a self centered around self-giving love. It is not necessarily oppressive (pace postmodernism).

6)  A Christian self can be open, creative and forever self-transcending.

Finally, I argue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true self is very hard to solve given the death of God. This explains the predicament of postmodernists over the issue of self.

走向後現代自我的中國新一代──神學反思

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前言：由前現代到後現代的自我觀

中國新一代的自我觀是怎樣的呢？這個如此廣闊的課題是很難有一個統一和簡單的答案的，中國有如此多的人口，我想關於自我觀，不同年紀、不同省分、不同階層和不同成長環境都會導致相當大的分歧，所以以下的文章只是筆者就著有限的觀察所作出的反省，[1]只希望這些觀察和反省能反映某些明顯和重要的發展趨勢，和能激發更多討論，那文章的目的也算達到了。我認為在眾多的趨勢中，「自我的後現代化」這個概念能統攝和解釋不少現象，我就用這概念貫穿本文的反思。

概略來說，在前現代社會(如封建社會)中，自我身分是穩定、少懷疑和衝突的，因它基本上被牢不可破的傳統、神話和社會角色系統所界定，每個人的思想與行為都嚴重地受某種社會公認的世界觀規限(可能根本就沒有其他世界觀供他選擇)，而他生命的方向差不多是預先決定了的。在西方，這種界定自我的傳統就是基督教，在中國，這種界定自我的傳統就是儒家思想和傳統文化（如家族中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