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
引言
不少人認為在後現代的處境中，基督教的護教學是不再需要存在了。本文會探討這種「廢護教學論」是否成立，我會解釋為何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然後再探討護教學在新處境中應扮演甚麼角色，和應向那一個方向發展。首先讓我們弄清楚一些重要詞語的定義，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後現代文化(postmodern culture) 是有分別的，前者是一種意識形態，全盤反對絕對真理、普遍價值和普遍理性；後者是一種含糊的取向、思想或感情模式，在其中後現代主義是有重大影響的元素，但並不是唯一的元素。後現代文化正正呈現後現代主義愛強調的多元性，裡面以複雜的方法混合著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思想。
此外，本文會較廣義地理解護教學：它指任何提高或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可信性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是多樣性的，不一定是用語言的理性論證，也可以是說故事、生命見證。所以從這角度看，護教學與傳福音的關係是很緊密的，因為傳福音要能有效，或多或少總要令受眾感到基督教是可信的。護教學也有幾種類別，例如可區分防守式護教與進攻式護教。防守式護教學是平信徒也應接受的裝備，主要使用來抵禦理性攻擊，例如三位一體是否有矛盾？上帝的預定與人的自由有衝突嗎？慈愛的上主為何容讓苦難出現？這些都是常見的問題，信徒縱使不能提供全盤答案，也不應在「遇襲」時顯得手足無措、支吾以對或強詞奪理，這樣只會使基督徒在非信徒心目中的形象「失分」。
而進攻式護教學則正面為信仰提供理據。這一種護教比較困難，要做得好，則要在思考方法及哲學方面下功夫；不過一般信徒總可以在常見的護教書中找到一些論點，可與別人起碼「過幾招」。這方面包括支持神存在的論證，及聖經與基督的獨特性。另外也可了解非基督教的信念系統、知道其弱點而「反攻」。第三種護教學的形式是基督教哲學的建構──用信仰角度全面地詮釋人生、社會及宇宙，這樣可展現信仰的融貫性及適切性。一個不能應用到人生與經驗的信仰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現代人重理性，所以針對現代人的護教學也很有現代的特性：系統化和理性化。它的目標是去說服信徒或非信徒基督教是客觀真理，所以會先鋪陳（或假設）了一些真理判準，若這些真理判準是有爭議性的，護教學家通常要先為他接受那一種知識論判準辯護。然後指出根據這些判準，基督教肯定或很可能是真理。典型的現代護教學也採納現代人容易接受的經驗主義進路：一切以有否足夠的證據為依歸，所以基督教護教學家主要的工作就是搜集基督教的證據，麥道衛(Josh McDowell)的《鐵證待判》就是很好的例子。[1]這種護教學我也稱為傳統護教學。[2]
啟蒙思想不再是信仰的起點，護教學並非必須
首先讓我澄清我對護教學的看法，考慮以下三種觀點：
1) 護教學必須論：現代護教學的產生主要源自啟蒙理性主義對神學的衝擊，有些神學家認為神學只能在理性 的限制下進行，所以基督教必須一種護教學，透過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或基礎神學(fundamental
theology)，把信仰建立在普遍的理性或經驗上。若護教學完全不能成功，就意味著基督教信仰是非理性和不應接受的。若護教學只是局部成功，那一些不能被理性證立的教義，就應放棄或重新詮釋。
2) 護教學有需要論：護教學並非如上所述那樣必須，不建甚於護教學上的信仰也是合法的。然而大體而言，護教學對基督教信仰的傳播、深化、建立和維護仍是很有用的。
3) 廢護教學論：護教學完全無用，甚或有害，所以應該廢除。
因為我主領不少護教學講座、寫護教學文章和書，所以很多人都以為我擁護第一個立場。其實我 (在本書第8章) 已表明，我同意後現代對理性主義的批判，所謂普遍的理性基礎其實也是神話，每一種思想都有信心的成份，所以基督教開宗明義以信心做起點，並沒有甚麼不妥當，這種合法性並不要建基於一種成功的護教學。從這角度，我也認同某些神學家提倡的非基礎主義／非辯護式神學(non-foundational/unapologetic theology)，如林貝克(Lindbeck) 的後自由神學就以啟示、傳統、文本或敘事作起點，每種文本都有它所定義的世界，每種語言遊戲都有它自己的規則，是不用向其他外在的文本、語言遊戲或標準交待的。(參本書第14章)後自由神學不再需要護教學，因為護教學似乎已假設了現代的普遍理性，然後再用這種理性證立基督教信仰。後現代思想既否定了普遍理性，那護教的行動不是多此一舉嗎？如後自由神學家William Placher一本書Unapologetic Theology，書名的意思就是「不需護教的神學」。
我也指出同期間，不少基督徒哲學家也走向同一方向，如龐定加(Alvin Plantinga) 的改革宗知識論(Reformed
Epistemology) 和奧斯頓(William Alston)的信念實踐進路(Doxastic Practice Approach)。宗教哲學內反對論證和護教的學派，還有維根斯坦式的唯信論(Wittgensteinian fideism)。
總結而言，我們不用再接受啟蒙思想為不可移動的起點。以往在討論信仰的合理性時，我們常要在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框架下作自衛式的辯護，然而這框架本身並不合理，所以基督教不用接受不需要的舉證責任。這點對神學的建構尤其意義深長，近代神學很多都是護教神學，如士來馬赫(Schleiermacher)。在這種壓力下很多神學家為了顯得「理性」、「有批判精神」和「不落伍」，不知不覺(部份或全盤)接受了科學主義、自然主義等世界觀，而要神學削足就履，因此只好放棄基督教歷史性的信仰，這也是自由神學興起的主因。既然後現代時代已經來臨，那自由神學的基本誘因也消失了，如奧頓(Thomas Oden)就認為是時候回歸教父時代的正統神學，值得注意的是，奧頓並非一直是基要派或福音派，他人生大部份時間獻身自由神學的建構，但晚年改弦易轍，轉投福音派的陣營。他這樣做當然不是盲目的，而是基於深刻的神學反省和思考。後現代處境讓他有心靈空間重新反省自由神學，放低了一些現代精神裡視為金科玉律的假設，他發覺自由神學對傳統信仰的批判本身就經不起批判！(本書第15章有詳細的介紹)
我對護教學必須論和啟蒙理性主義的態度雖然是否定的，但這不代表護教學和「理性」就毫無功能。打個比方，音樂事工對基督教也不是必須的，但這不代表我們完全不需要音樂事工。同樣道理，雖然護教學對信仰不是絕對必須，但這不代表護教學對正統信仰的維護沒有幫助。縱使信仰不必然需要「普遍理性」的證明，但這不代表一般人理解的理性與信仰是水火不容的，[3]也不能排除一般人理解的理性有可能為信仰提供或大或少的支持。我在下一段闡釋這種觀點。
在後現代我們仍然需要護教學
先說兩則故事。有一次在宗教與近代科學的導修課中，一位女同學介紹創世紀的故事，當念到神如何使亞當沉睡，然後取他的肋骨造夏娃時，她忍不住笑了出來。她感到這種神話簡直荒誕可笑；而進化論因為是科學，所以總比創造論可信。
另一次與兩個男同學談到信仰問題，一個直斥信仰虛無飄渺、難以置信。另一個則用很好的態度問我：「亞Sir，為何你會信宗教呢？」他解釋，他一直以為宗教是全無理據的，只是一些心靈空虛的人用來慰藉自己，但他最近發現一些有學問的思想家似乎對信仰很認真，他實在不明白。
<信仰＝非理性抉擇？>
有些人說在後現代時期我們不必再用理性的方式去維護信仰了，因為深受後現代文化影響的人有這些特徵：重感覺、不重理性思考、缺乏對客觀真理和普遍理性的信念。他們既然不再提理性的問題，那理性又如何能幫助他們嗎？他們也不一定很介意一種信念有沒有證據，可能更重要是有沒有feel！所以不少人提出，在後現代處境，我們不是先說服別人基督教是真理，然後使他感到基督教是應該相信的（起碼是值得聆聽的）；而是先說服他基督教是值得聆聽的甚或值得相信，才令他接受基督教的真理。他們信與不信都是憑感性去決定。這樣看來，後現代真的不需要護教學了！
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我每年都和年青人接觸，和他們討論宗教的問題，我也發現，傳統護教學的形式的限制的確是愈來愈明顯。例如一種很常用的理性論證就是批評別人的自相矛盾，但這種策略對深受後現代文化洗禮的人的效用不一定很大，因為他們不很在意他們的思想有矛盾，他們對矛盾的容忍力是挺高的呢！然而我們不可低估現代精神（如科學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始終後現代文化只是現代社會中一個潮流和發展趨勢，並非所有人都接受的一套思想。就如在現代精神當道的年代，持前現代世界觀的也大有人在。何況今天現代精神還有堅強的陣地：大學教育、知識份子界，科層化的社會結構… 此外，理性思考始終是人類不可磨滅的特質，就算只有最低教育水平的公公婆婆有時也懂問一些最深奧的問題呢！所以無論是多後現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教育的）都有理性的一面，就以自相矛盾為例，雖然後現代人沒那麼介意矛盾，但很少人會願意承認他們的思想有內在矛盾，從理性和常識的觀點看，這始終不是一件好事。所以若能指出後現代思想的自相矛盾，雖然不一定即時奏效，但仍能使對手處於較被動、需要防衛的位置。此外，他們的思想也不是不受理性討論影響的，以我自己教學的經驗為例，當學生清楚明白進化論的問題和生物的奇妙後，有不少沒宗教信仰的學生都會傾向接受有造物主（雖然他們強調這不一定是基督教的神），甚或有無神論者改轅易轍的例子。
此外，有時未信的朋友少問理性問題，不一定是因為他們對信仰的合理性沒有質疑，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根本未認真考慮過信仰有可能合理，一早已將信仰定性為純主觀（或反理性）的抉擇。後現代人的確是較感性，但他們也不是沒思想的，所以他們也會不知不覺間吸收了社會的主流思想，包括科學主義等，與上一代的分別是，他們不一定能很清晰表達這種世界觀，也不一定很喜歡用這種思想和你辯論，但他們潛意識或心底裡已接受了那些思想，所以對基督教不屑一顧。我的學生很多都是這樣，他們開始時都說自己不反對宗教，你若以為他們對宗教思想有好感或同情，可是大錯特錯了。他們的意思是：雖然宗教是有點兒迷信色彩（例如他們愛說宗教思想虛無縹緲），我是不會信的了(也沒有興趣研究) ，但其他人要信我也不會反對，我也會寬容－－這點的確反映了後現代精神。你若深入和他們討論，你會發現他們仍然覺得宗教不大理性、進化論已推翻了創造論等。
他們也從以往經驗知道，向基督徒問理性問題的作用是不大的，因為很少基督徒會認真與他們討論，也提供不到甚麼答案。既然如此，他們不屑或沒興趣與信徒作理性討論。由於他們心底裡已視信仰為非理性，故此他們不用認真考慮信仰的挑戰。從信徒方面來說，其實很多人心底也是有理性困惑的，他們平時不問是因為沒有合適的環境，又或是因為他們沒有信心找到答案。對他們來說，信仰同樣是純主觀、非理性的抉擇。但信仰若純粹基於易變的感受，那感受一旦離去時又怎樣？所以今天無論對外對內，護教學仍然是重要的：鞏固信徒的信心，及掃除未信者對信仰者的成見。聖經不也教導我們要常作準備，向人說明我們盼望的原因嗎？（彼前三：15）特別是因為基督教處於文化的邊緣，我們更不可輕言放棄理性的戰線，在後現代文化中佔強勢位置的多元主義、相對主義等就真的不用理性的助力，因著文化的薰陶，人們會自然「感到」這些思想很可信和「合理」！基督教則只有不斷努力，才能在現代／後現代社會中保存和擴大生存空間，理性的辯護當然不是唯一（或最重要）的方法，但也是不可失守的戰場。
總結而言，現代護教學的進路雖有不少限制，但仍是有用的，因為現代並未完全終結，在可見的將來也應是如此，例如很難想像高等教育有一天完全放棄理性的方法。人性因素也要考慮，人始終是理性的動物，可有程度高低之別，但完全沒有理性的人也難以想像。何況我們不可忘記不同年齡組別和地區的分別，例如在現代精神中成長的一代還要很長時間才會死光！而在大陸現代文化的影響也比較強，特別就知識分子而言。而且近年當代哲學神學有很好的發展，這為護教學也提供不少動力和靈感。[4]
最後，從文化層面的長期策略看，我們更不可以放棄現代的護教學。物極必反，時移勢易，後現代也會有一天過去，當人們具體地發覺感覺至上的後現代文化的破壞性影響，他們也會像摒棄現代一樣拋棄後現代，所以很可能有一天人們會重新重視理性和系統。基督教思想和神學是一個活的傳統，雖然用理性維護基督教的護教學系統可能有一段時間不會是時代的寵兒，但它不單可在我們的時代作忠心的見證(它仍會對不少人發揮重要的作用) ，更可能在將來成為基督教的重要精神資源。在教會歷史中，基督教也曾擔任保存瀕危的文化的角色，或許基督教也可有助現代文化的一些精粹的承傳呢！[5]
雖然我反對廢除護教學論，但護教學除了保存固有的優點外，當然也應在新時代求變和作出適應，我在下面探討。
回應後現代主義的護教學
在後現代文化中作出適應不是壞事，但我相信不應對後現代主義全面投降。[6]例如甘尼信(Philip D.
Kenneson) 就差不多全面接受後現代主義的進路，他認為否定客觀真理並沒有問題，基督教不用接受真理的對應說：「真理的宣稱與人類語言連結在一起，並不能分割。…[它們] 是不可還原的社會或群體事情。」[7]因此，基督教不用再答「真理的問題」，真正重要的是教會的生命見證，只有當教會所彰顯的生命有道德權威，我們的真理宣稱才能被理解及會變得可信。[8]「今天教會最逼切的護教任務是在世上活出一種生活方式，能驅使世界探求我們的盼望的[緣由] 。」[9]其實甘尼信強調的生命見證的確是我們逼切需要的，這也是廣義的護教學的一種方式。我只是不認為我們需要放棄「客觀真理」的概念（參本書第8至11章），維護基督教的客觀真理與活出這種真理是可以並存的。從護教學的角度看，放棄客觀真理雖然看起來是趨時和寬容的舉動，但這不單等於全盤否定傳統基督教的思想，更只會摧毀基督教信仰的挑戰性。若基督教只是基督徒個人的喜好，那非基督徒實在沒甚麼理由認真看待它，保留一己的喜好（無論是甚麼）不是更方便和舒服嗎？
以上只顯示極端後現代對基督教的衝擊的一個例子，其實這類挑戰還有很多：反本質論、自我沒本質論、泛權力論等都會使人否定基督教。既然如此，在後現代文化中，護教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批判後現代主義，和針對後現代主義提出的批評（如基督教是壓迫人的宗教）作出回應。很多人對後現代主義盲目吹捧，可能只是跟風之舉，其實後現代主義本身漏洞百出，我在前面的文章已有論及（參本書第8、9、12章）。更系統地評價後現代主義，我們可採用世界觀比較的進路，[10]選擇世界觀好比砌圖遊戲，若能將每塊碎塊結起來，無一遺漏，而碎塊與碎塊之間吻合無間，而且最後呈現眼前的是一幅完整美麗的圖畫，那便應該錯不了。信念的評價也是整個信念系統的事情，一個合理和可信的世界觀應符合以下標準：
A)
理性：融貫性；簡潔性。
B)
經驗：涵蓋性；說明能力。
C)
實踐適切性
我相信從這些標準看，後現代主義並不合理和可信。它有諸種自相矛盾，一方面說沒有絕對真理，但另一方面卻把自己的主張絕對化，和把對手的思想絕對否定，所以後現代主義是不融貫的。它表面看來有一種虛假的「簡潔性」：甚麼都反對，一視同仁；然而現實上不同後現代主義者會各自有他提倡和反對的思想，完全沒有標準和一致性，所以實際上後現代主義是一團混亂和任意的思想碎片。後現代主義把目光集中在人類經驗的相對性和理性的壓制性，卻忽略人類共有的道德經驗和科學經驗，所以涵蓋性並不足夠。後現代主義避免提出正面的系統性理論，所以也沒有說明能力。後現代主義的實踐適切性也很可疑，它否定普遍價值和真理，又如何能指導人的生活和社會實踐呢？例如它高舉自由的重要性，彷彿自由就是終極真理，但同時又否定真理！對比起來，基督教強調只有真理能使我們自由，在後現代文化更顯得有智慧。總而言之，後現代主義在理性、經驗和實踐三個層面都不合格，不見得在那一方面比基督教優勝，一些神學家勉強把基督教裁剪成適合後現代主義穿的衣服，實在是自毀長城之舉。
當然後現代文化中有一些我們可以學習的元素，也可用來豐富護教學，和建構基督教哲學。[12]例如華殊(Walsh) 和密道頓(Middleton) 認為我們應聆聽後現代主義對全體性論述的批評，因為這等宏大敘事的確會導致暴力和壓逼，因此基督教也應向解構主義學習(但不是照單全收)。他們相信為了回應後現代文化，我們要強調基督教裡反全體性論述的元素：對受苦的高度敏感（如出埃及記的故事）；和上帝的創世意圖──這把所有有限人類的敘事相對化。[13]他們沒有盲目反對普遍性，他們指出「正正因為耶和華是普世的創造主和萬國的審判官，…那些邊緣人和苦主可以有一個道德法庭，讓他們申訴所有不公義。」[14]亦只有肯定上帝的創世意圖的普遍性，我們有信心終極的解放和公義可以實現，從這角度所有合理化壓逼的敘事都被解構。他們也沒有盲目「去中心化」，然而他們指出聖經的中心就是一位邊緣人受壓制、被釘十字架的故事，這種中心是反意識形態的。[15]華殊和密道頓以上的觀點是我贊成的，事實上基督教有很多方面需要自我反省，然而我們也要提防誇大歷史上基督教的錯失的毛病，很多後現代文化對基督教的指控都是以偏概全的，護教學應作出回應，及指出基督教對文明作出的貢獻。[16]我也欣賞他們的努力，不盲目抗拒後現代文化，也不盲目跟隨，基督教護教學家應多作這方面的嘗試。
除了針對後現代文化的問題的護教學，我們今天主要需要的，是一種較靈活的護教學，如對話護教學(dialogical apologetics)，有幾方面的重點：第一，理性與說服技巧並重，後現代人的確沒有太大耐性聽純理性的仔細推論，所以要令他們考慮信仰，我們要使他們感到信仰是有吸引力的，所以表達技巧、合宜的形象和符號、動人的故事等都是很重要的。當然我們要小心別為了推銷福音而岡顧真理與理性，所以我們要務求我們的講解情理兼備，所選的故事和比喻等都能表達一些重要的真理。[17]
第二，後現代文化比以前有更多的多元性，社會中有不同次文化的存在，我們要明白他們對基督教的真實問題在那裡，然後作出合宜的回應。要謹記他們不一定是接受後現代主義的，例如一些人仍是拜神和拜祖先的，那我們的護教學應張重點放在耶穌的權能，和基督教與考道的融和性上。又如面對綠色人士時，我們的護教學可能是生態神學的建構和環保的實踐。回應新紀元時，可能要探討基督教如何能提供真愛和真我的追尋。就這層面而言，防守式護教比進攻式護教在一般傳福音情況較重要。
第三，由以上那點可帶出，後現代護教學要重對話和雙向的溝通而不是單方面的獨白。因為受眾的高度多元化和個人化，我們除了以開放的心聆聽外，實在不能明白他們真實的問題何在。護教學的訓練也要包括與人對話的技巧，至於內容方面，其實後現代護教學有更大的要求：既要系統思考和理性辯論的能力，也要靈活回應的敏感度。而且我們要培養信徒對信仰全面的認識，不能只集中某幾點或某個系統。所以在後現代文化，護教學的推動和訓練，不是沒有需要，而是有更大需要！我在浸會大學有教一些與宗教有關的課，在導修堂時發覺，很多基督徒大學生在與人對話時，完全不懂令人感到信仰的吸引力，也不懂回應非信徒的問題。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護教學的裝備是多方面的，一生也學不完，但卻是現在教會急需的。神學院應加強這方面的課程和訓練，而平信徒也應了解他們的責任的巨大，因為在後現代文化中，人們接觸基督教的媒介，較少是系統性的護教學書，而是他們與親友的對話。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每個人都可於此刻起步，就拿一些基本的護教書（例如Mere Christianity，The Problem of Pain，《當代護教手冊》）來看吧！若有一些年青人和基督徒知識分子有感動，你們也可在神面前禱告，獻身成為一個業餘或全職的護教學家吧！
關啟文，〈後現代的護教學〉，載關啟文、張國棟編，《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2002年10月，頁403-418。
[1] Josh McDowell, Evidence that Demands a
Verdict. San Bernardino
[2] 如：William
Craig,. Apologetics (Chicago: Moody, 1984) ；Stuart Hackett,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Claim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1984) ；Peter Kreeft and Ronald K. Tacelli, Handbook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VP, 1994) 。
[3] 有些人基於神學的理由反對護教學和自然神學，如巴特(Karl Barth) 。我對此觀點有詳細的評論：關啟文，〈巴特論自然神學：洞見與限制〉，收鄧紹光、賴品超編，《巴特與漢語神學》，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年12月，頁139-175。關於護教學的功能與進路的不同觀點，可參Steven B. Cowan, ed., Five Views on Apologetics
(Grand Rapids , Michigan
[4] 參關啟文，〈當代哲學神學〉，收郭鴻標、堵建偉合編，《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上冊，香港: 基督徒學會，2002年3月，頁129-162。另參Norman
Geisler, Baker Encyclopaedia of Christian Apologetics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1999) 。
[5] J.P. Moreland, “Philosophical Apologetics,
the Church,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http://www.chass.utoronto.ca:8080/~davis/morel.htm
[6] 參Millard J.
Erickson, Postmodernizing the Faith: Evangelical Responses to the Challenge
of Postmodernism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1998), chs. 5-7。
[7]
Philip D. Kenneson,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Objective Truth, and It’s
a Good Thing Too,” in Timothy R. Phillips and Dennis L. Okholm, eds.,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5), 159.
[10] 更詳細的解釋，請參關啟文，《我信故我思—真理路上的摰誠探索》，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1998年9月，第14章。另參Basil Mitchell, The Justific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London: Macmillan, 1973) ；Ronald
Nash, Faith and Reas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1988) ；那榮諾，《思潮中的爭辯》，香港：天道；James Sire, The Universe Next Door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VP, 1988); James Sire, The Discipleship of the Mind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VP, 1990)。
[11] 關於這方面的討論，參Kenton
C.Anderson, Preaching with Conviction: Connecting with Postmodern Listeners
(Grand Rapids, Michigan: Kregel, 2001) ；D. A.
Carson, ed., Telling the Truth: Evangelizing Postmoderns (Grand Rapids , Michigan :
Zondervan, 2000) ；David S. Dockery, ed., Postmodernism: An
Evangelical Engagement (Wheaton, Illinois: BridgePoint Book, 1995) ；Craig A. Loscalzo, Apologetic Preaching:
Proclaiming Christ to a Postmodern World (Downers Grove , Illinois
[12] 參Merold
Westphal. ed., Postmodern Philosophy and Christian Thought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J. Richard Middleton and Brian J. Walsh,
“Facing the Postmodern Scalpel: Can the Christian Faith Withstand
Deconstruction?” in Phillips and Okholm,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142.
[16] 參Dale and
Sandy Larsen, 7 Myths about Christianity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1998) ；James Kennedy with Jerry Newcombe, What
if Jesus Had Never Been Born? (Milton Keynes: Word Books, 1994) 。
[17] 參Scott R.
Burson and Jerry l. Walls, C.S. Lewis and Francis Schaffer: Lessons for a
New Century from the Most Influential Apologists of Our Time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VP, 1998), ch.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