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宗教與哲學
後現代與當代社會文化
簡單地說，現代在西方是指中世紀崩潰後的年代，隨著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一個自由、世俗、工商業化和科技化的現代社會也產生了。總括而言，現代思潮反對傳統權威，高舉人的主體，信奉理性和經驗，歌頌批判精神和懷疑詮釋法(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並把希望放於歷史的不斷進步。
然而現代的種種危機卻顯示啟蒙思想只是烏托邦，因此這幾十年在西方開始興起「後現代」熱潮，不少知識份子有意識地攻擊現代主義和啟蒙精神，認為這種「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樂觀的進步主義」已經破產了，並且是現代世界種種問題的根源，較極端的後現代主義者還積極鼓吹相對主義和解構主義，並否定絕對的真理與價值。後現代思想把懷疑詮釋法發揮到極致，認為真理往往是權力的工具，而人的「主體」只不過是社會建構的概念，並沒有相應的實體。因此，它否定所有對人生與世界全面及一元的解釋(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
在我們的社會中，還可見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思潮相互角力，但按我自己的觀察，後現代文化的影響的確與日俱增。例如在香港否定一切建制的激進思想愈來愈受新一代歡迎，社會抗爭的範式由過往的和平、理性抗爭演變為現今的肢體衝擊（如走到別人面前高聲呼叫、拍檯、掃東西，和強闖場地等）。抗爭者經常指控別人的動機（如想媚共、升官發財、官商教勾結以得到利益輸送），然後把對方定性為不義的一方或其走狗、奴才（甚或奴才的奴才），卻不自覺把自己看作正義的代表。既然自己代表「公義」，而對方是「不義」，那抗爭者自然感到大可破口大罵，且愈凶愈「酷」。部分人認為「講粗口」只是小事，甚或詛咒別人也無傷大雅。例如2010年5月的改良區議會政改方案通過前後，民主黨和普選聯多次被包圍、被怒罵（有很多粗言穢語），「長毛」更咒司徒華「癌症上腦」，甚至有人說要強姦劉慧卿！他們不單自己罵，還喜歡聚眾一齊罵，facebook等在此發揮巨大功能！反高鐵運動中積極抗爭的陳巧文就強調後現代的歧異性和反抗精神，她承認受後現代大師德里茲和福柯的影響。[1]
消費文化和網絡文化的急促抗張成為後現代思潮的載體，後現代青少年傾向虛無主義，例如否定傳統道德，追尋性解放。他們深深懷疑絕對真理的存在，自然地抗拒基督教的「霸氣」。甚至一些信徒雖接受了福音，但卻只視信仰為自己一種選擇和感受，而不是甚麼真理，所以不用傳福音，基督徒身份的感覺也零散而薄弱。一般青少年也呈現「主體已死」的生活方式，他們生命中沒有甚麼真理和價值作為定點，所以每一刻只是隨著感受行事，所以他們容易沉溺（如網癮、色情），甚或終日「打機」，成為「隱蔽青年」。
後現代文化與基督教信仰的反思
我們不用盲目抗拒後現代思潮，其實後現代的衝擊卻揭示了現代的偏見、理性的侷限與人良心的墮落。信徒大可與後現代主義者聯手，批判科學主義、還原主義、理性主義與世俗人文主義，這些都是絕對化了人的主體性的流弊。基督人文主義雖不否定人的主體性，但亦強調人的主體性是有限的，只能在與神的關係中確立。
基督教對後現代文化的批判
我們也不用盲目跟從後現代思潮，部分後現代思想只是短暫的潮流，如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曾風行一時，但在今天已失去了當初的震撼性。基督徒不用去到虛無主義的極端，否定理性主義不一定要完全否定理性。理性是神的恩賜，雖不是絕對的，但也不可摒棄。激進的「權力皆惡論」其實是矛盾的：一方面否定（對手的）絕對真理／價值，但同時高舉自己的意識形態，將自己的理想變成真理。若我們只懷疑對手的動機，卻不容許別人質疑自己和同道的動機；又或者只置疑化別人的「真理」和「道德」，卻不許別人置疑自己和同道的正確和正義，那又是否真正公平呢？所以我們也要批判後現代主義的內在矛盾及虛無的傾向。
後現代也是對我們生命的考驗，消費、媒體及網絡文化使人性平面化、表面化，我們最「擅長」的是坐在電視機或電腦前接受感官的刺激，我們的生命再容不下深度而持續的理性或生命反省，我們也失去較高層次價值的共識。我們也變成了我們看的電視節目一樣──凌亂、割裂、跳躍……我們找不到真我，也走向絕望──一個庸俗的絕望。不要以為基督徒可以免疫，我們需要更有深度的牧養，透過基督的恩典與真理幫助信徒建立真我，擺脫後現代的頹廢、Hea和虛無。若現代人說「我思故我在」，後現代人或許說「我消費故我在」，但兩者皆脆弱，基督徒仍然要宣告：「我被愛故我在」──「祂是愛我，為我捨己」。「我」能真實地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這簡單的真理仍是對應後現代流弊的最佳方案。
思考問題
1)
我們的信仰是否僵化和不思進取，還是在後現代裡不斷去反省信仰、更新自我呢？
2)
我們有沒有受後現代相對主義腐蝕，失去對基督的真理的信心？我們有沒有裝備自己，在後現代見證主的真理？
3)
我們會否也面對「主體」削弱或碎裂的危機呢？我們有否在基督的豐盛恩典與真理中不斷建立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