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性革命
前言
本文會介紹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 1898-1996）對性革命的評論，香港著名社會學家金耀基認為「索羅金不僅是當代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1]
索羅金原籍俄國，於1889年1月21日在俄國一個村莊透雅(Turya)出生。他於1919年至1922年在聖彼得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但因反對列寧與共產主義而二次被捕。1923年他被放逐，翌年來到美國，由1924至1930年擔任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教授。在1931年他被聘為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第一位教授與系主任，哈佛大學社會系便是他所創設的，同年歸化美國，成為美國公民。直至1959年退休為止，他都任教於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他在美國社會學界地位崇高，如1965年他被選為美國社會學主席，以後一直到1968年為止。他有三十餘本著作，早期的包括《社會移動》（Social Mobility, 1926）及《當代社會學說》（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1928），而最具學術價值的則應是他四巨冊的《社會與文化動力學》（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1937-1941）。
索羅金原籍俄國，於1889年1月21日在俄國一個村莊透雅(Turya)出生。他於1919年至1922年在聖彼得大學擔任社會學教授，但因反對列寧與共產主義而二次被捕。1923年他被放逐，翌年來到美國，由1924至1930年擔任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教授。在1931年他被聘為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第一位教授與系主任，哈佛大學社會系便是他所創設的，同年歸化美國，成為美國公民。直至1959年退休為止，他都任教於哈佛大學社會學系。他在美國社會學界地位崇高，如1965年他被選為美國社會學主席，以後一直到1968年為止。他有三十餘本著作，早期的包括《社會移動》（Social Mobility, 1926）及《當代社會學說》（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ies, 1928），而最具學術價值的則應是他四巨冊的《社會與文化動力學》（Soci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1937-1941）。
然而索羅金不甘心只在象牙塔中作知識分子，所以他積極扮演社會批評家兼教育家的角色，例如他的《我們時代的危機》（Crisis of Our Age, 1941）一書「不啻是對現代人振聾發瞶的暮鼓晨鐘。」[2]裡面對感官文化有深刻的批判，雖然寫於61年前，但在今天仍然甚為適切。為了矯正社會弊病，索羅金把二十個寒暑的晚年奉獻給了「利他主義與愛」的理想，為此他在哈佛大學創設了一個研究機構。於1951年他出版了《利他主義與愛》；1954年印行《利他性與精神性成長的方式與技巧》和《愛的方式與力量》。由於索羅金擁有博雅學識、精確的洞察力和作為一個偉大知識分子的良心，所以不少人相信「他的地位足以和史賓格勒、羅素、愛因斯坦、湯恩比、史懷哲諸位大師並列在二十世紀的傑出的代表人物之內。」[3]
索羅金對性革命的評論可說是他對感官文化的批判的延續，他的The
American Sex Revolution (Porter
Sargent Publisher) 在1956年出版，[4]此書源自他1945年1月3日在This Week雜誌所發表 “The Case Against Sex Freedom”
一文，該文發表後引起各界熱烈的反應，曾被輾轉傳開且翻譯成多種文字。很多人希望索羅金進一步發揮他的觀點，及用更通俗的方法解釋，這就是The American Sex Revolution成書的背景。為何要在神學期刊討論索羅金對性革命的批判呢？他沒有以基督教倫理學家的身分寫作，他的批判也多以功利主義的角度著墨，然而不難發現，他對性、愛和婚姻合一的理想，和他對愛的力量的信心，只能就他的基督教文化背景(無論是俄國的東正教或美國的新教)才可充分理解。所以整體來說，他對性革命的批判，的確反映一種基督教價值觀，事實上他的“The Case Against Sex Freedom” 一文就被一個宗教團體發行了數十萬份。性革命的西洋風今天已吃襲香港，我們可以從索羅金學習如何一方面持守基督徒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又以經驗數據、研究和理性分析去支持信仰立場，以致我們能保留在公共領域的發言權和影響力。在介紹他的思想之前，先交待性革命的背景。
西方的性革命：歷史的回顧
金耀基這樣描述性革命：「二十世紀在人類史上是一個空前大變動的時代。……在眾多的革命之中，有一種奇特的革命，不聲不響，靜寂寂地發生著，它直接間接的影響到百萬，千萬乃至萬萬人的思想、行為、和整個的人生觀。它不曾牽引起內戰，階級鬥爭和流血；它沒有偉大的領袖，沒有計劃，沒有組織，沒有組織，沒有轟轟烈烈的場面。這種革命只發生在男男女女的床第之間，它以一種隱密的方式進行著。」[5]
在一個世紀以前，基督教的性倫理在西方大致上廣被接納，不但深植於社會文化，也受到法律保護，例如，當時法例禁止雞姦、口交、獸姦、屍姦等性行為。西方的性革命何時開始人言人殊，大體來說它在二十世紀初已開始蘊釀，但翻天覆地的改變則主要源自六十年代。至今短短幾十年間，性解放的意識形態也由邊緣變成主流，人們的性行為大為開放，傳統性觀念在法制層面更幾乎蕩然無存。
性革命的發展有賴一群先驅的不懈努力，我們不可低估他們所遇到的阻力之巨大。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Margaret Sanger是美國家庭計劃之組，她在1922年創辦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 (是Planned
Parenthood的前身) ，大力提倡避孕。也有很多一生致力推翻傳統性禁忌的“自由戰士”，如瑞士心理醫生科萊(Auguste Forel)指斥宗教的教條是阻礙人類了解性的大敵；琦爾(Ellen
Key,1849-1926)是瑞典一名女權的捍衛者，她也力主每個人都有權尋求性的滿足，她認為基督教的衛道之士其實是對豐富多彩的性經驗、以及人類追求幸福的渴求都存著恐懼感；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更認為傳統的婚姻制度令致女性在性方面受到男性的剝削；在英國，羅素(Bertrand Russell)、祖特(CEM Joad)、和蕭伯納(Bernard Shaw)均公開抨擊傳統的道德觀念，並將所有問題毛病全歸咎於基督教的影響；在美國，埃利斯(Albert Ellis)是主張“自由戀愛”的重要倡導者；許多小說家也推波助瀾，起來瓦解過往的禁忌，例如勞倫斯(DH Lawrence) 便是佼佼者。
學者對性革命意識形態的散播居功至偉，如Margaret Mead在1928年出版了Coming of Age in Samoa，展現一個沒有性壓抑的世外桃源。[6]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 是心理分析之父，自他提出了里比多(libido)
(即性本能)的觀念後，人們開始認為性是人類的最基本慾望，若被壓制，便會造成神經錯亂。賴希(Wilhelm Reich)(1897-1956 ) 可說是「性－政治運動」的先驅，他認為只有透過性解放才能達成人的解放和社會的解放，他致力維護青少年的性權（他1932年出版了《青年的性鬥爭》），希望消滅家庭和廢除性道德－因為這些都是人「性」的枷鎖。
性學的發展也是性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金賽(Alfred Kinsey, 1894-1956) 應是最有名的性學家，他進行了多項面談研究，以實例數據作性學的基礎，他的巨著有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1948)及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Female (1953)，均帶來極大影響，力證各種各樣的性行為都是正常的。馬士特斯(William
Masters)和莊順(Virginia Johnson) 是金賽的追隨者，他們在1966年出版了Human Sexual Response，為現代性學奠下基礎。「科學化」的性學使性革命意識形態看起來很客觀、很有權威性。如一個性學家潘綏銘便這樣說：「在我們這個巨變的社會中，除了性學…我們到哪裡去尋找座標，以審視、改革和發展我們的性價值觀呢？」[7]在性的問題上，相信科學家總好過倚賴那些不科學的「道德佬」吧？
當然性革命還有很多成因，它要放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洪流中去理解，因為人類的自由和自主是大氣候，傳統性道德往往被視為不合時宜和不合理的約制。性革命也是世俗化的表現：人對教會的性規條的反叛，代表著「人本主義」對神權的挑戰。而在社會民主化的大潮中，道德的「民主化」也易被看為理所當然。這些都是性革命成功的文化背景。
婦女解放與性革命也息息相關，婦女一直是傳統性道德的主要支柱，婦女運動為她們爭取個人自由後，她們的性需要也得到重新確認，最後性自由更被視為女性的自由的最重要元素。傳統認為女性是沒有性慾的，後來有報告指出女性也有性高潮。這一切都大大促進了女性的性自由。
性解放在過往有三大恐懼：意外成孕(conception)，感染疾病(infection)，姦情識破(detection)，但是避孕方法的普及（如美國的FDA在1960准許避孕丸）和墮胎合法，令受孕的威脅大減。抗生素的發明消除了第二兩項威脅(這在後來證明是幻覺)，而社會的現代化和都市化則也大大削弱了第三項威脅。
最後當然不能不提大眾傳媒的急速發展，電視時代在五六十年代來臨，自此大眾傳媒往往充斥著性的描繪，成為性革命意識的載體。再加上商業社會的邏輯，色情文化可說勢如破竹。總而言之，當外在約束去除，內在的道德規範被否定，個人自由被歌頌，那還有甚麼可「阻礙」人無拘無束都表達他從「盤古初開」已有的性慾呢？性革命的發展是可以預期的。
索羅金在五十年代中期提出他對性革命的批判，距今已差不多半個世紀，當時性革命還在初期，在這段期間它又有了很大的發展，那索羅金的批評會否過時了呢？沒有，正是因為我們比索羅金多了半個世紀的歷史經驗，可以看到索羅金的確有先見之明，他很準確地把握性革命的弊病，而這些弊病的後果今天更清楚地展現。
索羅金眼中的性革命
性革命的具體呈現就是文化的泛性化，在每一個層面性愛的描述和性放縱的意識形態都進佔主導地位。「十八、九世紀文學作品所描繪的平凡單調，但也通常是合理合法的性愛，到了前幾年已為一些異常的…形態所代替… 性愛、性慾和性高潮被加以裝飾和調味，以一種極具誘惑力的姿態躍現在紙張上。」(頁24) 很多「低級刊物以細緻的手法刻繪種種的性愛途徑、栩栩如真的香吻、擁抱和性交鏡頭，同時蠻酷地使強姦、性變態戲劇化，…總之，在我們的生活中，這類廢料已變為無所不在。」(頁27) 這句話香港人應不難明白。
更重要的是性觀念的劇變：「十九世紀的大作家，如托爾斯泰或福樓拜，將違理違法的激情視為悲劇的種因… 但是，現代文學中的通姦者和他們的罪行，通常都被作者看成是現代男女在他們單調無趣的生存中一場愉快的歷程… 甚且被描述為掙脫舊式婚姻枷鎖的一種可嘉許的解放方式。」(頁25) 在其他藝術領域，也有類似的發展。今天我們的繪畫、攝影、雕刻和其他視覺藝術，音樂(特別是通俗的音樂) 都充滿著性的暗示。在索羅金的年代，大眾傳媒只是在起步，但他已指出影劇和電視對性和罪案的執迷：「我們這個時代的通俗劇集中在四個點上：性之樹上奇形怪狀的果子，罪犯的藏身所，警察局的陳屍所，以及瘋人院裏的蛇洞。」(頁36) 這些觀察在今天似乎仍然有效呢！
性革命的浪潮也直捲科學，如人類學家便經常「以詳實、生動的筆調描繪原始土著的性生活，同時筆尖時而流露對性自由由衷的激賞」，他們甚至「讚頌雜交，推薦婚前及婚外性關係。」(頁39) 在精神病學裡，佛洛伊德提出人們被無可抗拒的性本能驅策。這種人被索羅金嘲諷為「佛洛伊德動物」，他也認為「性執迷的現象和佛洛伊德主義的風行，兩者可說是互為因果。」(頁41)
性革命的衝擊也導致婚姻制度的鬆弛：「離婚的條件和手續越來越簡便，…新近的法規也大大減除了離婚者再婚的障礙。… 公眾的干預更進一步闖入不容違逆的家庭堡壘之中，使得官方的控制加強，而削弱了父母的威權 – 總之，造成了家庭制度的『國家化』。」(頁45-46) 索羅金提及的趨勢在這半個世紀都不斷加劇。
性革命的影響在政治的舞台上也可看到：「在二十世紀之前，離婚、遺棄或生活不檢點是通往政壇高職莫大的障礙，……今日，我們的政治領導人物之中性開放主義者比比皆是。」若索羅金親眼見證前美國總統克林頓的性醜聞，他可能會活活氣死呢！總結而言，「性執迷的現象，已氾濫到我們文化的各個層面上。它不斷地轟炸著我們，從搖籃到墳墓，從我們生存空間的每一個點，並跟隨著我們活動、感覺、思想的每一個脚步。我們可以躲過春宮文學，但我們可能逃不過那些搖擺身軀、低聲吟哦的歌手，逃不過新心理學、社會學，和佛洛伊德化了的宗教，逃不過電視收音機的娛樂節目。我們已為性的大軍所團團包圍，除非我們能修練出一種內心的免疫，我們是註定要被它征服的。」(頁50)
但這種「內心的免疫」已變得愈來愈困難了，因為盛行的享樂主義把性放縱合理化：「節制、純貞、忠實是違反理性的，應當受到斥責，因為它們剝奪了我們的快樂… 一切的性關係在道德上都是好的，不管那是合法的或非法的，正常的或異常的，也不管對象是個妓女或男妓。…人們有隨時隨地享受性交之樂的權利。」(頁42) 這帶來道德的顛倒：「許多舊日的美德，諸如自制、守貞和忠實，已被視為怪事，彷彿是史前時代遺留下來的化石一般。在佛洛伊德的影響之下，罪惡感和懊悔的情緒甚至被宣稱為性壓抑的危險症候。… 往日的敗德，今日被視為道德的進步和新自由的覺醒。」(頁43) 索羅金指出社會正朝著無道德(amoral)境界進發，今天西方社會仍向著這方向走，中港台也亦步亦趨。
性革命帶來最深深刻的改變，是人類的自我理解，「智人」已被「性人」取代：「性驅力現在被宣稱是人類行為最具活力的主要動機。最充分的性滿足，現在披上科學的外衣，被認為是人類健康與幸福的必要條件。性壓抑被認為是心理挫折、精神病和犯罪的主要根源。貞潔被譏笑為一種矯揉做作的迷信；婚姻的忠誠被污蔑成一種古板的偽善。父親被描繪成一個嫉妒的暴君，渴望閹割他的孩子… 兒女各自充滿了引誘父母的『情結』… 『智人』(Home sapiens)變成一種擁有生殖慾、肛門感、口腔慾與接觸慾的『性人』(Homo
sexualis)。以往，人類被認為是按照神的樣子所創造的『神子』，現在卻變成一種被性本能所左右的性機器。」(頁19) 很多知識分子歌頌這種改變，認為是人類的解放，然而索羅金卻認為這種改變不單貶低人類的尊嚴，更是禍害之源。我在下面介紹索羅金對性革命的批判。
性放縱扭曲個體的行為動力系統
性革命分子通常認為性行為模式的改變不會對整體人格有甚麼影響，縱使有影響也只會是正面的。索羅金卻不以為然，他指出當人「投身到這個色情化的環境中，自小沒有受到『你必須怎樣』、『你必不可以怎樣』的道德強制訓練，越來越多的青年和成人依循本能慾望的軌道，隨時隨地，只要有機會，就尋求滿足他們那不受遏抑的衝動。」(頁51)不是每個人都會變成罪犯，但「一個人若致力求性的愉悅，那麼，在決定他的整個行為的各種因素中，性慾將佔有舉足輕重的份量… 這就好像改變一部車子的引擎和發動機。……個人的整個人格、心靈、價值及行為都會改變。」(頁16-17) 如果抗衡的心理機制軟弱無力，這些心理因素就會追求更混亂的性自由。
性放縱也會破壞道德的完整性，例如濫交者必須欺騙他的伴侶或雙親。這樣便會破壞了配偶之間的誓約及親人之間的信任，也「動搖了他人格所依賴的整個道德基礎，這個基礎就像一張蜘蛛網：如果你破壞這個網絡的某一焦點，你將危及，甚至毀滅整個網絡。」(頁68)
性放縱對個人及其親友有壞影響
性革命的意識形態認為性自由的社會，比性壓抑的社會健康、更幸福。索羅金直斥這些看法是無稽之談。[8]
性放縱對健康和壽命都有不良影響
從歷史上看，放蕩者很少活得長命的，而且不斷地捲入人際衝突中，就算不死於非命，因為「人體所貯存的全部精力是有限的；……每一性行為都要消耗一些生理方面的活力。當性行為過多時，我們整個機體便開始衰敗下去，而放蕩將造成肉體的衰弱，甚且因為其他種類的無能與缺失，諸如：性病與酒精中毒。」(頁55)索羅金研究了332個君王及3,090個基督教聖者的壽命，發覺君王過多的性行為是縮短他們生命的重要原因。反過來說，聖者則更長壽。比較不同組別的歷史名人，「最貞潔的群體(教皇、神學家、僧侶、隱士、神職人員)最長壽。相反的，較放浪的(Bohemian) – 詩人、音樂家、畫家等 – 其平均壽命 (六四 – 六四 · 四)，僅高於最短壽的君王。」(頁59)
性放縱對心理健康有壞影響
索羅金認為就「健全的人格而言，『較高等的自我』(Higher self)以道德和美學的價值來控制較低的『自我』(Ego)和動物性驅力。……這種人獲得了心靈的平靜。」(頁62)
對比起來，「放蕩者的內在世界與行為，呈現一片混亂。慾望主宰他的思想和感覺」，他內蘊各種「緊張與衝突，包括：他的生物性驅力的彼此對立，特別是強烈的性驅力與其他驅力的對立；各種價值與動機之間，以及價值與性驅力之間的不調和」(頁62-63) 。因此，「只要發生一點最輕微的不幸事件，便能促使他那失調人格一連串的改變。……甚至造成精神病。」(頁63)假如佛洛依德是正確的，則社會中的成員提高性自由，應該減少心理機能的失調。然而精神病人卻越來越多：「在美國，現在的人口數是一八八O年的兩倍，但是目前在精神病院的病人，卻是一八八O年的十二倍。……有二五%至五O%的成年人，被認為具有某種程度的心理病。」(頁65) 當然「不應該以性自由做為當代精神病的唯一原因」，但「也不能辯稱，性自由的增加，以及心理分析的理論和應用，已經減少心理失調的蔓延。」(頁66)
性放縱削弱個體的創造力
性革命分子愛列舉一些性開放的藝術家等，作為性解放的理據。然而索羅金認為「至今仍無人已證明這些天才或其他任何天才，是因為他們性放蕩才變成創作者的，……相反的，這些天才中，有些人由於他們性生活的不正常，而使他們早夭，或受到嚴重的傷害。」(頁69) 如舒伯特、奧維德、普希金、萊蒙托夫、王爾德等。
放眼歷史，「絕大多數有創造力的天才，他們的性行為若非極為正常，便是實行禁慾或半禁慾。」如「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斯多德、歐幾里得、普羅蒂諾斯(Plotinus)、阿基米德、海希奧德(Hesiod)、哀斯奇勒斯(Aeschylus)、索福克利斯(Sophocles)、瓦爾羅(Varro)、哥白尼、牛頓、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帕勒斯特里納(Palestrina)、維湯利亞(Victoria)、巴哈、但丁、貝多芬、康德(Kant)」等等。(頁70)「任何著名的成就，需要長期的訓練。」 (頁71)將沒獲得滿足的性驅力轉化為創造成就的形式，反而是很多學者和科學家的成功之道。
性放縱會傷害家庭和親友
性放縱者不但傷害自己，往往也會影響別人：「性衝動的過分放縱，將會逐漸傷害人的身心健康及其生命力，破壞他的道德，或給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帶來不幸和恥辱，削減他的創造力，毀滅他對幸福的憧憬。」(頁53)說到底，性放縱者往往得不到幸福：「放蕩者愈是企圖去追求愉悅，他便愈無法成功。曾經令他興奮的感覺將變成單調、乏味、甚至痛苦。這種趣味劇減的趨勢，有時反過來促使性貪婪者去尋求反常的刺激，而這更加強了病痛和不幸。… 生命最後成為一種可憐的存在，而常以自殺來收場。」(頁74)[9]
性混亂對社會與文化有壞影響
性革命衝擊婚姻制度
在索羅金的時代已有不少數據顯示性革命會衝擊婚姻制度：「在一八七O年，每三三 ·七對婚姻中，有一對離婚；在過去幾年，每二 ·五對到三對婚姻中，就有一對離婚。」(頁8)
「混亂的婚姻正在增加，……一八九O年以前出生的男性，婚前仍維持貞潔的，佔六五%，但是一九一O年以後出生的男性，卻降至一八%。至於女性的比率，則由八五%降至三二%。」(頁14-15)「由於離婚、分居與遺棄的數目正在增加，使得四千五萬的美國孩童中，有一千二百萬人沒跟雙親一起生活。…剝奪了安全感和愛，並且被迫置身於半個家長或沒有家長的嚴酷家庭裏。」(頁9)「一九二七年，每一、OOO個活胎，有二八個是私生子；……一九四七年已達到四八 · 七個。」(頁15)索羅金預測「貞操的觀念在數代之間，將變成過去的神話。而目前這種婚外性關係的增加，也將迫使一夫一妻的婚姻，被一夫多妻制，或一妻多夫制，或無秩序的婚姻，或一種『自治的』假婚姻所取代。」(頁15) 這個預言的前半部差不多已實現了，而後半部則尚未，然而一夫一妻制今天承受著極大的壓力，在香港已有一些學者（如吳敏倫、何式凝）提倡「多元化婚姻」──即是說多少男多少女都可一齊「共諧連理」。
現代社會把性和婚姻私人化，所以對以上改變掉以輕心。然而索羅金相信結婚不只關係個人，也關係到該社區的生存和幸福：「婚姻行為的任何重大改變，任何增加性的紛亂和不法關係的行為，都包含重大的後果。性革命…動搖了整個社群。」(頁8) 為何如此呢？因為婚姻制度有多種重要的社會功能：
1) 婚姻有助個人的成長：「婚姻乃是個人生理、心靈、情緒、精神及其成熟素養的社會性表現。婚姻是使一個男孩成為丈夫及父親，使一個女孩成為妻子及母親。」(頁4-5)
2) 婚姻使男和女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婚姻是肉體、心靈與精神最需要、最親密、最完全的融合，融合成一個被社會容許，而無法分割的『我們』。…某一方的歡樂和悲愁，變成對方的歡樂和悲愁。他們的一切價值、期待及生活經驗，彼此完全分享。彼此無條件向對方保證忠誠，直到死亡拆開他們」(頁5) 所以家庭使夫婦的道德情操高尚，是發展愛情，表達愛情的最佳及最尊貴的方式。
3) 家庭也是孩子獲得社會化的最佳地方：「家庭是使新生嬰兒獲得知識，讓嬰兒養成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格的最重要場所。」(頁5)
4) 婚姻和家庭生活也能激發人的潛能：「互愛的培養，以及教育子女的工作，都會激發夫婦最佳的創造力。」(頁5)「婚姻是發展每個人的創造潛能的最普遍，最平等的途徑。」(頁6)
5) 家庭制度確保社會和文化的承傳：「透過婚姻，他們使自己、祖先們及他們的社群，得到一種社會性的不朽。他們將自己的姓氏，價值、傳統及生活方式傳給他們的後代。」(頁6)
所以索羅金不是單純地批評放縱的性行為是不道德，他更指出不法的性關係根本不能完成上述那些工作：娼妓和「一切偶然的『愛侶』……都不能算是心靈或道德上的結合……這類關係乃是一種罪惡，或是一種為人父母的道德墮落及社會腐化的徵兆。……雙方為了滿足性慾……自我並沒融成一個『我們』，他們的自私也沒有被相互獻身、相互愛戀所減輕。為了短暫的性快感，……雙方長期地陷入於懊惱、焦慮、恐懼、後悔、怨恨和痛苦中。」(頁6-7)「這些私通的行為，也不是雙方道德、心靈和社會教育的理想方式，反而常常導致道德墮落，不負責任、心理失調、罪惡，因此，無法促使創造潛能的發揮。」(頁7) 再者，隨便的性行為「並不能從事生殖，決定後代性格，此一重要工作，也無法使父母獲得不朽。」(頁7)「萬一他們生下小孩，這些嬰兒將蒙上『私生子』的污名。這些嬰兒乃是獸慾和人類愚行的犧牲品。」(頁7)
然而因為愛心是源自家庭和嬰兒的搖籃，所以家庭的破裂意味著「不自私的關懷與自發性的助人的本源正漸漸乾涸… 這樣的社會將愈來愈多的自我主義者，……我們這時代一些無休止的衝突的原因之一，乃是父母愛的衰減。」 (頁13)。索羅金當年已指出「愈來愈多被父母遺棄的孩童」(頁13) ，這趨勢在今天的香港的多次家庭慘劇中表露無遺：父母不單遺棄孩子，更要他們培葬！
性混亂會使社群衰弱
索羅金認為性混亂能夠影響整個社會，使它將愈來愈無法抗拒各種打擊。從生理的角度看，「假如性混亂者的人數，達到一可觀的比率，這些人終將摧毀這個社會。… 性病蔓延於那些不諳防治這些傳染病的團體間。」(頁77) 然而性放縱對社會的壞影響有時以較簡接的方式出現。
首先，性放縱者往往對孩子沒有興趣，透過避孕或墮胎，他們的生殖率會偏低。再加上性病、流產，以及其他混亂的生活方式的影響，使得許多淫蕩者無法生育。此外，「生殖率與死亡率都低的結果，便是老人群不成比例的增加……上了年紀的人是無法取代年青人的活力、幹勁、勇氣、冒險精神、靭性、創造力。一個充滿中年人或老年人的國家，將在生理方面、心靈方面、社會方面、削弱自己的國力。」(頁82-83)
性放縱既對個體的心靈、情緒和意志有傷害，當這種情況漸漸普及時，整體社會自然會受影響。「性生活都紊亂無序時，則精神病，喜怒無常，意志軟弱的現象便開始增加。… 社會將逐漸無法控制種種生物的和情緒的驅力；無法抗拒新奇的和物質享受的誘惑；無法克制權力慾；無法去完成艱困的義務，無法做必要的犧牲；也無法規劃並遵行自己的歷史歷程。這個社會將從一個自決、自制的集體，墮落成一個無能抵抗的漂流物，直到它被沖抵歷史瀑布的邊緣。」(頁84) 以上的描述相當吻合香港社會的發展趨勢。
性放縱會削弱社會倫理
不可忘記，性放縱者大多「是自私的虛無主義者，以追求愉悅為職志」，「每個人認為自己是立法者和司法者，憑自己的喜好竄改所有的道德與法律標準。… 社會失去它內部的團結，也失掉了該社會的幸福所必須的公德。」(頁89-90)性革命「破壞神聖與世俗的法律，粉碎一切價值。……摧毀了正常愛情中的真正自由；豐饒而高貴的性慾被貶抑成純粹交媾的行為。… 人類…變成性慾的奴隸。」這種社會貶低了人、母性與父性、婚姻與愛本身的價值。在這樣的社會中，無人是安穩的。而且市中心比野外更有此危險。(頁90-91)
更嚴重的是，性革命分子往往用犬儒的態度看待社會道德，他們認為文化價值「只是為了侍奉性驅力的一種裝飾品。社會制度說是為了充分滿足性本能而設的。人類的歷史被描繪成一種由性所控制的過程。… 淫佚者便以他們能從『不科學』的禁忌與道德的爛調解脫出來，而洋洋自得。」(頁92) 這種觀點在社會規範牢不可破的時期，或許真的有解放的功能，但隨著社會一步步自由化，便會塑造一種廣泛的道德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人們對社會建制失去信任。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控制力也開始瓦解。法律的威信，以及現存制度的受尊敬程度，開始下降。……強權成為真理。」(頁92) 最後的結果往往是：「生活的水準降低，經濟發展緩慢，經濟上的創造力凋萎。」(頁93)
此外，社會倫理的崩潰往往可從青少年問題的惡化上反映出來。「青少年犯罪率高，其淫亂的程度令人驚駭，他們的某些行為簡直是愚蠢、殘酷，這些現象其實只是文化混亂的必然結果，因為他們就是生於此種文化中。」(頁143)「少年犯的罪行，既非由貧窮，亦非由無知所促成。他們的動機純是頑皮、或因犬儒思想(Cynicism)、淫佚、或為了刺激而作孽 – 所有這些無視紀律的動機，乃是從一個世風敗壞的環境裡培養出來的。」(頁144)索羅金多年前寫的這段話在今天的社會已應驗了，但可能連他也想不到，青少年學生會帶槍枝回學校亂槍掃射師友，以致今天很多美國的校園入口都要安裝金屬探測器，像機場要防範恐怖分子一般。而今天在英國的中小學，要有駐校警察，才可解決校園的紀律問題！何時中港的學校也要步西方的後塵呢？
歷史例證
索羅金以兩個命題總結他對婚姻制度／性文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的看法：
1) 在社會所尊崇的婚姻制度裏，才得有性生活，道德上鄙斥婚前和婚外的性關係，法律也禁止這類關係。在這樣的國度比那種性關係混亂的國度，更有利於社會的創新、成長。
2) 在一個允許長期縱慾，允許不法而又混亂的性行為國度裏，文化的創造力將會衰退。(頁110)
他相信歷史的證據是支持這兩個命題的：「歷史上許多社會，當它們處在性混亂的時期，常有內部騷亂與對外戰爭的現象。……在革命和國際衝突的時期，性解放常有顯著的增加。性混亂與政治社會的動亂是攣生的惡魔。」(頁93) 有好些歷史佐證。第一，「當古埃及這齣偉大的歷史劇演至最後一幕時，對諸神與永恒的信仰已日趨式微。性混亂常以極端方式表現出來，而且廣及群眾。性變態的增加之外，無恥的雜交現象也大量增加。」(頁95)
第二，羅馬帝國的滅亡到基督教的興起：「性混亂與社會、政治的動亂，仍繼續腐蝕羅馬文化、社會和羅馬帝國主要的感情形式，並使得這一切步向無法抗拒的崩潰之途。基督教…禁止男女形態淫蕩，宣聲一切婚前的性關係是罪惡的，讚揚性的貞潔與堅忍」，便「抑制性混亂的流行，恢復了婚姻和家庭的神聖，再度使性行為正常化。」(頁100) 這樣，西方文化慢慢恢復，及最後結出奇芭。基督教「證明自己是解救羅馬世界大災難的唯一方法，也是唯一能遏止羅馬人敗德的道德與精神力量。」(頁135)
第三，溫敏(J. D.
Unwin) 曾比較文化與社會組織較進步與較不進步的初民社會，及比較歷史上出現過的社會，在其成長時期與衰落時期的差異。[10]索羅金根據這些人類學研究，指出「較進步或較富創造力的初民社會，比起較原始或較缺乏創造力的團體，更會克制、更會調和其性生活。……在她們文化與社會成長的時期，該國度的性生活差不多都是處於一個非常調和的狀態下，而當她們衰落時，性混亂的情況便很顯著。」(頁111)
那些長期維持嚴格性生活規律的文明社會，都達到高度的文化層次。「沒有任一個社會，能以較散漫的兩性習俗取代較嚴格的習俗，而仍保持其高度的文化層次的。因此，當基督教的影響使條頓族的(Teutonic)部落的性自由受到限制時，這裏限制乃是促使條頓部落日後文化進步的最重要動力之一。」(頁114-115)「巴比倫人、埃及人、雅典人、羅馬人、早期的阿拉伯人，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在他們社會擴展，文化成長的初期，都有一套嚴格的一夫一妻制度。…限制性行為，使得這樣的社會聚積了無數的活力，而將之投入創新、成長的工作行列 … 因此，這樣的社會能夠有力地擴展，並以驚人的能力抵禦外侮。」(頁116)
「一旦統治集團與整個社會都放鬆它的規律，則在三代之內，文化便會沒落下去，例如：巴比倫、波斯、馬其頓、蒙古、希臘和羅馬文明的後期，以及埃及古王朝、中王朝、新帝國的末期和托勒密王(Ptolemaic)時代。」(頁115)
性自由「不斷擴展……性關係的嚴格規律便被逐漸散漫的規律所取代。……創造力開始衰落。… 較年青的那幾代需要時間來『學習』新的行為模式。此後，衰落的現象便與性自由的擴展攜手而行了。」(頁116-117) 例如，溫敏發現，「由於自動放鬆對性的戒律，衰落的現象也發生於阿茲特克人(Aztecs)、阿善提人(Ashanti)、美洲印地安人、以及另外大約十個…社會。」(頁120-121)
概略而言，「在二百五十個未開化或低度開化的社會中，有百分之七十允許相當程度的婚前性行為自由。……這些自由可能是這些社會仍停留在原始狀況，而無法創造偉大文化的原因。」(頁171)「半原始種族，在這向上的路途中，通常都是禁止婚前或婚外性關係的。」(頁172)
在當代，俄國的經驗也印證以上觀點：「在革命初期，共黨領袖蓄意破壞婚姻與家庭制度。自由做愛(Free Love)受到官方『一杯水』(Glass of Water)理論的推崇：如果某人口渴……他用什麼杯子取水解渴都沒什要緊；同樣的，他如何滿足其性飢渴，也沒什麼要緊。……共產黨的法律，只提到男、女雙方為了滿足其慾望而『訂盟』(Contract)；至於維持『盟約』的時間，…可以是… 一年、一個月、一週，甚至只有一夜。一個人可以任意結婚、離婚多次。…『結婚』甚至不必去登記。重婚或多婚…被認可… 公立醫院施行墮胎手術。… 婚外的性關係被認為是正常的。」(頁115-116)
「幾年之內，一大群野孩子變成了蘇俄的真正威脅。成千上萬的人，尤其是少女，被毀了；離婚和墮胎急劇增加。多婚制度下的夫妻，彼此間的怨恨與衝突迅速增高，心理失常的人數也快速增加。國營工廠的工作情況怠惰不堪。… 整個結果是那麼駭人，迫使政府不得不改變政策。宣佈『一杯水』理論是反革命的，不得再加以宣傳，官方重新推崇婚前的貞潔與婚姻的神聖。」(頁118-119)
回顧整個過程：「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六，當性自由受到鼓勵時，蘇維埃政府簡直就是顢頇無能，俄國無法在積極的重建工作上獲得太多的成就，也無法推動文化的成長。」(頁119)「一九三O年以後，當遏制性自由的工作大致完成時，政府無能的情況開始了轉機，建設工作獲得動力。工業化與經濟的成長、建軍、學校、醫院、研究機構的迅速發展，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興起。」(頁119-120)
性放縱削弱整體文化的創造力
索羅金相信人類「有一種潛藏的創造動力存在著。如果每個人和團體，長期沉迷於性的活動，他們便將這種力耗費於最鄙俗的方式上，無法推動文化與社會的創新。如果他們的性行為有所節制，他們就保留了更多的動力以完成其他更崇高的目的。」(頁124)
當然，索羅金承認過份嚴格地限制性衝動，也未必對文化的創造力有利，然而「如果性自由繼續擴展，甚至變成混亂的狀況，那麼，三O年至六O年以後，團體的整個創造力將趨於沒落，特別是有關宗教、哲學、倫理學、法律諸方面。在科學、技術、經濟、政治、藝術方面，創造力也許還能維持一段較長的時間，但是這幾方面的創造力，最後亦將沒落、毀亡。」(頁126-127)索羅金就認為，在宗教、哲學與倫理學方面，美國的創造力實在乏善可陳：「我們這時代充滿許多飽學的思想傳授者，他們能夠吸收各種哲學的學說，卻無法樹立權威。」(頁148-149)「更危險的是，我國缺乏道德方面的創建。沒有崇高的道德先知，也沒有被我們所接受的使徒(具有高尚愛心的使徒)，沒有美國的甘地…史懷哲…聖芳濟……做為我們道德上的典範。」(頁149)
道德創造力的衰落，使社會趨向相對主義。「現代人都接受『強權即公理』的觀念，認為『如果逃避懲罰，則任何事都可以做』… 因此，世界大戰，無休止的革命，犯罪與混亂的風行，接踵而至。也因此，人際間，團體間，充滿了無數的衝突與緊張。… 將我們從道德的『迷信』中解放出來，反而使我們去崇拜權力。」(頁151)
從性混亂到健全的性秩序
索羅金既然對性革命存否定的態度，他所推動的是整體文化的轉化：我們必須重估性在我們的整個人和生命價值上所佔的地位，第一樣要做的就是重整我們的自我理解。
完全的人
首先，我們要確立人的尊嚴。索羅金深信「人乃是有理性有知覺的心靈的具體顯現，是宇宙間那至高的、超乎理知的創造力……的參與者。藉由人的有機組織和機械組織，人成為理知的存在和超理知的『與上帝同形的上帝之子』。腦子和其他的器官只是人的工具 - 『真理』的思想者和發現者，至高之『善』的追尋者，崇高之『美』的讚賞者，以及偉大價值觀的發明者和創造者；總之，是用來為磅薄於之人體內裏的永生之『我』服務的。這種對於『全人』的概念應被用以取代把人當機械或有機體的歪念。」(頁161)
此外，我們要重新肯定人的自由和自我超越的能力。「第二種需要去除的錯誤信念，是以為人的行為完全由他的本能慾望、本能反應、獸性的衝動(包括性)和環境所控制的觀念。」(頁161)「目今流行的信念 – 即，饑餓、口渴、痛苦、快樂和性慾對人有『全能』的控制力
– 可以說大致是一種以訛傳訛的神話，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徒使人道德低落和喪失美感罷了。」(頁162-163) 有尊嚴、有自由和自我超越能力的人才是完全的人。
完全的愛
性革命把人化為性慾的玩物，然而站在「完全的人」的立足點看，「我們要將性愛視為男女間『完全之愛』的一部份，不僅要愛肉體，更要愛對方的靈魂、心智和完整的個性。這種完全之愛……不能貶抑它，以為它是隨便跟一個散發著性魅力的陌生人就可以完成的陳腐玩意兒。……這完全之愛是一項幸福的恩寵，同時它也是對被愛者
– 家人、友人、社會和一般人類 - 的一種『神聖的義務』。如果它墮落成純然的亂交關係，它必喪失它的福份，它的聖潔和它的價值。如此它就變成類似妓女和嫖客之間的性交，並使『情人們』墮落成了可憫的催淫者。」(頁164)提倡完全的愛，「其目的並非在於壓抑此一人生的大樂，而只是要避免使之淪於虛偽、墮落和誤用。」(頁163)
完全之愛對青年的要求
索羅金不贊成婚前性行為，他勸導婚前的青年去將全副精力放在發展他們的生理、心理、道德和超知覺的潛力之上，而尤其要集中心力培育他們的特殊天份。只要青年內在化了對完全之愛的專注，就能「有效地以一種最為優雅的方式防止危險的婚前性行為。」(頁166-167)
索羅金預期這樣的批評：「青年對於性的嚴厲節制是不健康的，你那一套理論只不過是古老、不科學的奇譚。」然而他認為上述說法「只是大致吻合於那些在遺傳上缺陷，或受了上述謬誤的理論誤導的人們的情況罷了。」他反駁道：「尚無人證明出嬰兒已為性慾所折磨」，也「尚無人證明兒童和青年有任何佛洛伊德『情結』 - 伊底帕斯情結，納雪瑟斯情結，塔特納斯(Tetanus)情結，『陽物嫉妒』，『閹割恐懼』，等等。…只有在那些受了謬誤，敗德的教養的青年和兒童身上，才有這些東西的痕跡。」(頁168-169)
此外，尚無人證明出非法性慾的禁制會導致下意識的壓抑，而遲早會以心理或生理病的形式爆發出來：「十九、十八、十七世紀的那些實行婚前禁慾的青年比今日更為普遍，然而我們找不出證據說上幾個世紀患心理疾病人口比今日多。事實上，我們有理由可以推論今日美國患心理疾病的人反是遠較上幾個世紀為多。如果這些佛洛伊德奇譚真確，幾乎所有的人類豈不老早以前就都瘋光了。」(頁171)
婚姻
在婚姻之中，性愛自然是很重要的一部份，但性愛絕非婚姻幸不幸福的唯一標準。他有一個很好的比喻：「只是對那些以食為生，將生命奉獻給口腹之樂的暴食者和饕餮者而言，食物的每一項細節均有不合理的重要性。暴食者對吃的執迷可說是一種幼稚病，而饕餮者對食物之愛的獻身亦是病態異常的症候。對一個正常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全心灌注於創造工作的人們，任何有營養的食物儘夠了；他不會願意花費時間或創造性的精力在追尋饕餮者對食物的挑剔上。」(頁176) 性饕餮者的癮癖也相仿：「他們將生命奉獻於性快感的追尋上，他們專注於性交的細節，他們不斷地找尋各種正常的、異常的性刺激，他們賦予性器官的組織及作用，和挑起性慾的技巧之解剖學上的細節以非凡的重要性，……這種種現象較口腹饕餮者的執迷實更為幼稚和病態……人格不全，人生視野狹隘……過份注意，反而…使得他們性無能，以致於不得不拼命找尋新的性刺激。…在相當短的時間內，他們的性關係就會變得沉悶而無趣。」(頁176)
他警告：若為性執迷所感染，「而且又把性愛看作是婚姻生活最主要的一部分，其結果是這些常常一步步，轉而耽溺於婚外的性關係之中，因為他們抗拒不了性的誘惑。」(頁177) 這又似乎說中了很多現代社會的婚姻的弊病。
反思索羅金對性革命的評論
索羅金的觀點當然不無可商榷之處，他完全著眼於性革命中較極端的主張，或許會忽略了性革命的一些合理主張，和所帶來的好處。[11]我相信性革命是對人類文明不無貢獻的，它使我們對性不再諱莫如深，透過性學的發展，使我們對性有更實事求事的認識。它有助打破一些不需要的性規範和性罪咎，促進性自由和男女平等。特別在性文化極度保守的地方，某程度的性革命或許是需要的。又或許「他對佛羅伊德的批評…不完全公平。」[12]例如我們可指出佛洛伊德雖然相信人內心最基本的驅動力是性，但他自己並沒有提倡全無邊界的性自由，相反，他相信一定程度的道德規範是社會不可缺少的，是文明不能不付的代價。[13]
然而整體來說，索羅金的確抓到性革命的關鍵所在，他的批評也擊中性革命的要害：首先，性放縱會扭曲個體的行為動力系統，削弱社會倫理和整體文化的創造力。長此下去，這導致各種不良後果，於個人健康和壽命、心理健康和個體的創造力都有壞影響，也會衝擊婚姻制度、腐蝕社會文化，和使社群衰弱。性革命的哲學涵義是激進的，縱使性革命分子者本身溫和，但當那種思想被普及，再加上世俗社會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和商業掛帥等大潮流的推動，性放縱似乎是性革命難以避免的後果。批評者可能會反駁：「把少部份歷史資料應用到當代處境是不一定準確的。」(其實索羅金已引用早期性革命的後果的數據。) 但進一步累積了半個世紀的歷史數據顯示，索羅金的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
以美國為例，性革命對家庭的影響是深遠的：[14]離婚率增加了兩倍有多。在1960年，有一個未婚女子，就有73.5個婚姻和9.2個離婚，今天的數字是55.7和21；與有離異的父母同住的孩子的比率：2.1%(1960) 和9.5%(1990) ；單親家庭的孩子(九成是無父親的) 的比率：1990的數字是1960的三倍；私生子：5.3%(1960) 和28%(1990) ，增加了四倍有多！
青少年的性行為也大量增加。有性經驗的15歲女童的比率：4.6% (1970 ) ，25.6%(1990) 。有性經驗的19歲女童：48.2% (1970 ) ，75.3%(1990) 。如索羅金所預料，貞操在青年人中已成為「稀世奇珍」，隨之而來的未婚媽媽、墮胎等社會問題也日趨嚴重。
罪案率在這幾十年也急升。暴力罪案(謀殺、強姦、搶劫、襲擊)(以每十萬美國人計算) ：16.1 (1960); 36.4
(1970) ；在這期間，所有罪案的數字由340萬升至810萬。暴力罪案的數目在1975年超過一百萬，在1992已到達二百萬 (罪案的總數字是1440萬) 。在這期間，人口增長了41%，但暴力罪案升幅超過5倍，整體罪案數字增加了3倍。在1992，有23,760美國人被謀殺(這是1900的數字的100倍有多) ，有109,062女人被強姦。監犯的數目自1960到1991年也增加了4倍。很多人會說罪案的增加完全是經濟的原因，與文化無關，但我們可與1929年的經濟大衰退(那時的失業率高達25%)比較一下。拘捕的數目(以總人口的比率算) 的確由1933的0.25%升至1941的0.47%，然而1949年時經濟相當蓬勃，但比率仍上升至0.53%，而在1990達到4.5%──雖然整體來說美國的經濟在這段時期是有增長的。
總結來說，自1960的三十年來，社會文化有如此改變：暴力罪案增加了560%；私生子多了不只400%；離婚率增加四倍；生活於單親家庭的孩子的比率增加了3倍；青少年自殺率增加超過2倍；S. A. T. 的平均得分跌了80點。
性革命前，只有兩種性病是常見的：梅毒(syphilis)和淋病(gonorrhea)，但今天性病廣泛蔓延，以Human Papillomavirus (HPV)為例，在美國的Rutgers
University，60%有性行為的女生在三年內有感染。93%的cervical dysplasia (precancer) 和cervical
cancer因此產生，這種癌每年導致5000女性死亡，而可治療的也會變成不育。此外，白人青少年感染生殖器庖疹(Genital Herpes)的比率近20年增加了5倍，整體來說，46%12歲以上的黑人和20%美國人有感染這種性病。6-10%有性行為的青少年有感染Chlamydia Genital Infection，患這種病的女性沒有可察的病徵，若不治療，會導致不育。愛滋病(HIV/AIDS) 的威脅更是眾所周知的，已有40萬美國人因此死亡，另外有56萬帶菌者。
性強暴的問題也嚴重多了，很多青少年男生認為只要請女孩吃飯，他們就有權強逼她們和他們發生關係，因此有20%的女大學生曾被強逼與人發生性行為，且很多時是友姦(date rape)。[15]強姦數字整體來說是上升的，如在英國與威爾斯，由1963到1973年增加了一倍，在倫敦是3倍。（本來數字正在下跌的。）。[16]性革命的種種問題也帶來沉重的經濟代價，據估計，為此英國和美國政府每年分別花費92億英鎊和850億美元。[17]
英國政府每年花費(億英鎊)
|
美國政府每年花費(億美元)
|
|
疾病和死亡
|
10
|
190
|
離婚／分居／分手
|
51
|
370
|
家庭破裂
|
6
|
40
|
青少年罪行
|
14
|
150
|
單親家庭
|
11
|
80
|
總數
|
92
|
850
|
結語：中國和香港需要性革命嗎？
面對性革命的種種惡果，在西方傳統的力量也有反撲，有些政治家主張重歸一些“基本的原則”，教會在社會屬面提倡貞潔生活，如在美國1993 年的真愛運動(True Love Waits) ，和1994年的“對性愛的尊重”運動(Sex Respect)，少年人的反應也不俗。所以有一種回歸「家庭價值」的趨勢，甚至有「性革命」已完結的說法。這並不表示抗爭已經結束，性解放派仍操縱著大部分大學和傳媒，他們與保守分子的爭持便產生了一場文化戰爭。在西方雖有一些回歸的跡象，特別在美國，文化保守主義有一定生存空間，然而性解放仍方興未艾。
亞洲國家通常對西方的文化和社會發展亦步亦趨，如香港在近十年也展開一場性革命：同性戀合法化、色情文化泛濫、青少年價值觀(特別是性觀念)的改變、家庭制度的解體、同志運動走向主流、提倡性解放的知識分子愈來愈多、激進婦女解放思想開始湧現等發展。相比起來，中國的「性革命」還是在萌芽階段，如中國性學家潘綏銘這樣說：「筆者也不敢宣稱中國性革命已經到來，但它的先聲或序幕就是上述新現象，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中國性文化如何發展，絕不是『必然』或『應該』如何，而是我們每個人和我們民族選擇甚麼。」[18]
我們要決定怎樣選擇之前，似乎也應回顧西方性革命的歷史所給我們的教訓。回望西方的性革命，我有三點感想。一，很多人認為性道德是完全私人的東西，是社會和政府不應過問的。孤立每個性行為看，這講法好像有點道理，但若從整體和長遠的角度看，西方性革命的後果告訴我們，性道德和性文化的改變對社會有深遠影響，不應掉以輕心。第二，「性道德」往往被描繪成壓逼人的罪魁禍首，但當我們明白性解放也產生很多受害人，或者我們應重新思考，性道德會否也有保護的功能呢？最後，性革命的燎原之勢清楚顯示，性道德（和對任何慾望的限制）易拆難建，今天對「保守」性道德嗤之以鼻的人會否太輕率和低估了道德傳統的智慧呢？索羅金對性革命的批判縱或有不全面的地方，但它起碼提醒我們：「從情慾撒種的，必從情慾收敗壞。」性革命的一些極端思想，在西方已帶來沉重的社會代價，我們是否一定要步西方社會的後塵，然後才懂反省呢？[19]我們會否思考索羅金的理想，及嘗試重建人類的尊嚴和對完全的愛的信念？在這裡，基督教思想對索羅金的影響可說最明顯了，基督教信仰所衍生的性倫理在現代社會是否可行？對我們又有甚麼啟迪？這些問題都要留待將來進一步探討了。
(around 16,7500
words)
關啟文，〈索羅金對性革命的評價：半個世紀後的回顧〉，戴《基督教文化學刊》，第10輯，2003年秋，頁115-144。
[4] 此書已有中譯本：索羅金著，邱義仁譯，《美國性革命》，臺北：綠園，1976。英文原著和這譯本都已絕版，不容易找到，為了使讀者對索羅金的思想有第一手的認識，本文會大量引用這譯本的譯文，頁數則放在正文的括弧內。
[8] 例如索羅金質疑金賽(Kinsey)的統計資料的有效性，這懷疑被很多當代學者印證了：金賽調查了5,300名男士，但這個樣本的代表性很成疑問，因裡面有大量性罪犯、囚犯、男妓等，參Judith Reisman, “Kinsey
and the Homosexual Revolution,” The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Carrollton, Tex.: Lewis and Stanley, 1996), 21。而且金賽有嫌疑性侵犯一些嬰孩。
[9] 索羅金這裡談的可擴展到享樂主義文化，越執意追求快樂，反而更難感到快樂。最近一個亞洲青少年的調查引證了這點：在享樂主義文化最反達的香港，只有5%青少年說自己是快樂的；而在菲律賓，則有超過70%！
[11] 參J. Rinzema, The
Sexual Revolution: Challenge and Response (Belfast: Christian Journals
Limited, 1972) 對性革命較正面的評價。.
[14] 以下數字參考了幾份資料，包括Graham Heath, The
Illusory Freedom: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Medical Books Ltd., 1978) ；William Murchison, Reclaiming
Morality in America (Nashville, Atlanta: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94) 。
[17] Patrick Dixon, The Rising Price of Love: The True Costs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