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知馬力──癈除奴隸販賣的漫長鬥爭

民意的轉向

威伯福斯知道在這場鬥爭中，資料和民意都是關鍵。1787年5月，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 指威伯福斯和他的同道]的中堅分子Thomas Clarkson已計劃了到英國的大小港口，直接登上奴隸船上去搜集證據。其實他這樣做非常勇敢，不少奴隸販子都並非善男信女。

威伯福斯等四出搜尋虐待奴隸的證據，並用各樣手法將這些事實告知群眾。他們集合聲援人士的簽名，和杯葛由奴隸種植的糖。Clarkson走遍英國的大小市鎮，派發傳單，發起請願，舉行公眾集會，和把支持者人組織成委員會。他們的手法其實相當前衛，到處攪群眾大會在當時可說是激進的呢！

被遺忘的英雄──解放黑奴的福音派政治家威伯福斯 (詳盡版)

前言：危機時代中的勇者

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於2007年10月25日在香港公影，這是關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多數基督徒可能聯想到約翰．紐頓(John Newton)的聖詩，兩者的確有關連，因為威伯福斯在童年時已認識紐頓，而當威伯福斯在1785年皈依上主後，曾想過放棄政治，全時間事奉神，因為他覺得“屬靈”的事比“世俗”的事更重要。其中一個鼓勵威伯福斯不要放棄的人就是紐頓 (他本是參與販賣黑奴的，1748年決心信主並痛改前非，39歲那年成為牧師)。他讓威伯福斯明白，上帝要他留在政治界事奉祂。紐頓寫道：「我們…相信，上帝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興起你。」在西方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像威伯福斯這麼被人忽略。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與解放美國黑奴的林肯總統的家喻戶曉是極大對比，但他的成就不比林肯低，最少他不用流血，就成功地解放了數以十萬計的黑奴。但要充分評估威伯福斯的成就，先要理解他身處的時代背景。

威伯福斯的召命──英國癈奴運動的興起

Wilberforce was
buried inWestminster Abbey
next to Pitt.
This memorial statue,
 by Samuel Joseph (1791-1850),
was erected in 1840
 in the north choir aisle.

威伯福斯(1759-1833)對廢奴運動的獻身，也和他的福音信仰分不開。他九歲喪父，母親把他送到他的叔叔在溫布頓的家裡，他年少時在那裡已受到褔音派信仰的影響(如George Whitefield的宗教復興），也認識了約翰．紐頓。然而這種影響是短暫的，因為當時上流社會都不喜歡福音派，認為他們是宗教狂熱分子，所以威伯福斯的母親馬上把他帶回Hull，接受更為「正常」的教育，不久，威伯福斯也喪失了他的信仰，只是向著一般的世俗道路進發。

被遺忘的英雄──解放黑奴的福音派政治家威伯福斯

 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是關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多數基督徒可能聯想到約翰．紐頓(John Newton)的聖詩，兩者的確有關連，因為威伯福斯在童年時已認識紐頓，而當威伯福斯在1785年皈依上主後，曾想過放棄政治，全時間事奉神，因為他覺得“屬靈”的事比“世俗”的事更重要。那個時候其中一個鼓勵威伯福斯不要放棄的人就是紐頓 (他本是參與販賣黑奴的，1748年決心信主並痛改前非，39歲那年成為牧師)。他讓威伯福斯明白，上帝要他留在政治界事奉祂。紐頓寫道：“我們…相信，上帝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興起你。”

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主義與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

  可參英文詳盡版:  Michael Sandel’s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關啟文，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

在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學可說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了，近年較能有效地挑戰自由主義的論述霸權的，則首推異軍突起的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著名自由主義者羅爾斯(John Rawls)與著名社群主義者桑德爾(Michael Sandel)的爭辯很有代表性：羅爾斯在1971年出版了《正義論》，鞏固自由主義作為主流論述的地位。[1]桑德爾在1982年的《自由主義和正義的限制》對其作出深入批評，[2]羅爾斯自80年代詮釋自由主義的方向有所改變，重新演繹的成果就是1993年的《政治自由主義》。[3]

Michael Sandel’s Civic Republicanism and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可參中文簡介: 桑德爾的公民共和主義與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

 Kai-man KWAN, Department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eralism has long been the dominant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West. However, since the eighties, it has been challenged by communitarian critics like Michael Sandel (1982), Charles Taylor (1985, 1990), Alasdair MacIntyre (1981, 1988, 1990), and Michael Walzer (1983). One typical example of the liberal-communitarian controversy is the prolonged debate between Michael Sandel, a prominent communitarian, and John Rawls, a leading liberal, which has gone on for nearly thirty years. The earlier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971) attempts to provide a universalist justification of liberalism,[1] and argues for 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Sandel, in his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1982), argues that Rawls has presupposed a controversial and defective theory of self-identity: a conception of unencumbered self who can choose to attach to any community at will. Sandel argues instead that personal identity is at least partially constituted by his communal ties and the values he is committed to. Later Rawls moves towards a political conception of liberalism which eschews controversial doctrines, tries to be neutral towards different comprehensive theories, and builds the just political order upon the overlapping consensus alone (Rawls 1980, 1985). This culminates in his Political Liberalism (1993).

性解放哲學簡評：性權、性隨便和婦女解放

性革命的性解放哲學

性革命有不少實際的議程，如娼妓合法化、多元化婚姻和取消所有性行為的年齡限制，但最終它的目標是整體社會性倫理的革命：把性愛分家，使性非神聖化，及令社會接受所有性愛表達的形式。不要看輕這種意識形態，不少香港的知識分子都為其提供支持，一些概念(如性權即人權、性交好像握手)經過反覆的傳播，會慢慢滲到一般人腦海中，新一代的語言和思想都在很快改變！教會的性倫理傾向保守，清楚性革命的思想挑戰，可促進教會的反省和更新。此外，知己知彼，才可合理地回應。我在下面就幾點簡略談談性解放的意識形態。

為何人會感到苦悶呢？

關啟文

   你有沒有試過苦悶呢？我相信作為一個現代的都市人，苦悶對你而言應不是完全陌生的，但思想下去，這是一種很奇怪的東西。

街頭佈道家傳福音被捕 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再響警號

　

　一名美國佈道者到英國倫敦進行街頭佈道。期間，一名女途人聽到傳道人宣講同性戀是罪，深感被這種「恐同言論」(homophobic speech)冒犯，遂向警察投訴。結果傳道人被帶返警署接受調查，七句鐘後才獲釋。事件再令人關注宗教自由和言論日漸備受威脅。

　　米亞諾(Tony Miano)來自洛杉磯，是一位退休副警長。2013年7月1日，他隨著Sports Fan Outreach International（SFOI，一個專在大型體育賽事會場外佈道的團體）去到倫敦溫布頓網球公開賽的會場外宣講福音。當時他的講章是帖撒羅尼迦前書第4章。

性傾向歧視條例 + 宗教豁免 = 保證宗教自由？

從西方國家的逆向歧視例子，我們看到性傾向歧視條例往往不合理地剝奪公民的宗教自由的人權，一些支持立法者仍然漠視、矢口否認逆向歧視的存在（如周一嶽在近期《明報》的一系列文章），但隨著近期這類案例的累積，否定者的說法愈來愈難令人信服。

為了釋去眾人的疑慮以換取更多人支持立法，支持一方經常承諾可在歧視法中給予宗教豁免(或家居豁免)，更擺出一副大讓步的姿態，顯示自己也尊重宗教自由。[1]但這些保證真的能兌現嗎？相信美國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香港同運如何打壓自願尋求輔導的同性戀者

由香港性文化學會訪問及整理

「我個人想強調的是，我去幫助同性戀者，由1984年到現在差不多三十年時間，我會持守我的專業操守及道德良心，譬如過往我幫助了很多同性戀者，有很多現實例子，他們成功離開同性戀，去過一個他們覺得更開心、平安的生活……我會按我的臨牀經驗來繼續幫助他們，而不會受到政治氛圍來影響我的決定……我要講清楚我的立場，這一班人因為他們的性傾向來向我求助，有些可能想改變性傾向、想離開，有些不想離開，我都會按著他們的需要去幫助他們。問題是我幫這班人離開，便給同運人士指責我歧視他們、病態化同性戀……如果我因為這些攻擊及污名而不去幫助這班尋求我幫助的同性戀者，但其他精神科病人來找我而我又幫，那麼我便是差別對待及歧視他們……既然避不了歧視的污名，我選擇我自己不直接參與歧視……我寧願繼續承受歧視的污名……代價就是要付的。」

　　訪問到尾聲，一向溫文爾雅的康貴華醫生一口氣總結他的立場，感覺就像有一些冤屈需要抒發出來。到底有甚麼事令康醫生不吐不快呢？事情要追溯到2006年底，同運人士開始公然排斥後同性戀者群體說起。

《蘋果日報》憑空杜撰我的說話──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的報道

關啟文

2013年6月18日，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我是小組成員，也有出席當天會議，但在會議前後都沒有香港報章的記者訪問我，我也不以為奇。然而我竟然在6月19日《蘋果日報》的報道中發現這樣一句話：「諮詢小組成員曹文傑指，各成員於會上坦誠表述對性傾向歧視條例立法的期望，雖暫未有具體建議，但相信能照顧不同群體需要。性文化學會主席、浸大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亦是小組成員，稱可反映「後同性戀者」聲音，「其實佢唔係冇代表」。[1]

因為這句話完全是杜撰出來，且嚴重誤導讀者對我立場的了解，所以我要嚴正聲明：

1) 在這件事上，《蘋果日報》從來沒有訪問過我。

2) 我從來沒有說過以上說話，在當天會議沒有，在文章中也沒有。

3) 以上內容也不反映我的意見，我並不認為自己可代表後同性戀者說話。

4) 就著政府不容納後同代表在諮詢組的做法，我在當天會議中曾表達不滿。我現在強烈要求政府(CMAB)在將來把後同性戀者的代表加進於諮詢小組中。

從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看宗教的合理性 (二之二)

關啟文

第一部份: 從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看宗教的合理性 (二之一)
簡單版: 新科學哲學與宗教的合理性

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 (wikipedia)

波普的科學哲學與宗教的合理性


假若波普的觀點大約是正確的話，對宗教的合理性會有甚麼涵義呢？有些人利用他的科學哲學來攻擊宗教，例如弗魯(Flew) 把可證偽性的區別判準變成意義判準，然後指控宗教語言缺乏認知意義，我們已指出這並不符合波普的想法。(無論如何，這種對宗教的挑戰並不成功，因為可證偽性或可證實性等實證主義意義判準本身都欠說服力，也被絕大多數當代哲學家摒棄。參關啟文[1998，第26章] 。) 再者，雖然波普認為形而上系統不應偽裝為科學，但他並不完全否定形而上學，他甚至相信「這等研究計劃雖然有形而上或猜想性物理的特性，並非科學性物理，但一般而言它們對科學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起初時所有[研究計劃] 都是形而上的…它們是一些廣泛的普遍性描述，建基於一些直覺性意念(我們今天看起來大多數這些意念都是錯的) ，它們為我們提供統一性的世界圖畫，是關於那真實世界的。它們有高度揣測性…但它們賦予科學問題、目標和靈感。」(Popper 1982a, p. 165)

從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看宗教的合理性 (二之一)

關啟文
簡單版: 新科學哲學與宗教的合理性
第二部份: 從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看宗教的合理性 (二之二)

摘要

「科學是理性的典範，宗教基本上是非理性的。」這種看法好像不可置疑的常識，然而卻是建基於某些現代的科學哲學：實證主義(positivism) 和素樸歸納主義(naive inductivism) ，這些科學哲學投射的科學形象是客觀、邏輯、準確和不斷進步的，對比起來，宗教自然顯得主觀。然而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普遍質疑以上那些科學觀，本文會透過兩位重要的當代科學哲學家（波普和孔恩）的思想，帶出實證論等的不足，從而論證傳統的科學與宗教的對比的錯謬。我亦會探討波普和孔恩的如何啟迪我們再思宗教的合理性。

德布斯基(William Dembski) 的智慧設計論是合理的科學嗎？

前言：智慧設計vs. 自然主義進化論？

不少學者和科學家認為可以從生物的精巧設計推論出造物者(最少是宇宙設計師）的存在，這就是有名的設計論證(Design Argument) ，休謨(David Hume) 對此曾提出尖銳的哲學批評，但設計論證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大受影響，因為設計論證頗符合常識，一般人對理性論證的要求並非邏輯上的必然性，只要是最受經驗支持的最佳解說，我們仍會接受是合理的。就生物的來源問題，無神論哲學家John Mackie也承認，初步看來，設計論是生物的合理解釋，所以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說：只有達爾文的進化論令他可以成為理智上滿意的無神論者。然而進化論的可信性持續受到質疑，美國科學創造論者與進化論者的劇烈爭辯是眾所週知的了。踏入九十年代，智慧設計論(ID) 的興起再起風雲，ID運動的健將有Phillip Johnson, Michael Behe, William Dembski等，他們避免關於地球年齡和進化論的細節的爭論，集中批評進化論背後的自然主義哲學，且提出ID是一合理甚或科學化的選擇。(要注意的是，ID本身不一定排除某種意義的進化論，如B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