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和現代化與家庭制度本來是互相配合，兩者相輔相成的，甚至核心家庭可能有助工業化。然而到了十九世紀後期，我們看到現代化的進程會對婚姻與家庭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這在西方產生了家庭危機，隨著六十年代以後性革命、同性戀社運和多元家庭論的興起，這危機更日益深重。不幸的是，全球化的來臨使家庭危機有席捲全球之勢，香港的家庭也不能倖免。
西方的家庭危機
自六十年代至今(數字大概於九十年代末統計)，英美法澳的離婚率大概翻了一翻。美國現在的離婚率約有50%，44%十八歲以下的孩子活於單親家庭裡，通常是由母親撫養──其中近一半活在貧窮線下，她們離婚後的平均收入有30%損失。在這段時間，非婚生子女的比例也急升：由5%到33% (美國)[1] ；由4%到31%(加拿大) ；由5%到38%(英國) ；由6%到36%(法國) 。
婚姻率下降，在美國：總跌幅是30%。這當然是因為更多人選擇單身或同居。自1970年，美國同居伴侶的數目升了八倍。在北歐同居更非常普遍，未經同居直接結婚的比例在瑞典只有7%！然而同居的關係始終不如結婚穩定，在瑞典，在有一個孩子的伴侶中，同居伴侶的離異機會，比正式結婚的高三倍。在美國，不少孩子在同居關係中出生，他們得不到安全的環境去成長。這自然導致不少問題，由六十年代後期到九十年代後期，大部分美國的兒童健康問題都加劇二至三倍，如自殺、癡肥、精神病等，要注意：這上升的趨勢在八十年代經濟放緩前已開始的(Browning, 42)。
任何社會重大改變通常都有多重因素：制度、法律和文化等，西方的家庭危機自然有很多制度和社會結構上的成因，如現代的技術理性侵入和支配了生活各方面：市場以經濟效率為本，政府則以科層化控制為本，兩者都侵蝕家庭的親密關係。但文化上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當中直接衝擊著家庭制度的有性革命運動和同性戀社運。傳統把性、愛和婚姻結合在一起，或許人們的自由是少了，但社會和婚姻的穩定性卻相當高。性革命攻擊傳統性規範，提倡性、愛和婚姻分家，自然會衝擊著家庭。
同性戀社運的意識形態基本上也是性解放一套，而且一些同性戀領袖今天努力爭取同性婚姻，所為的是進一步瓦解婚姻制度，如Michelangelo
Signorile在《Out!》雜誌中寫道，同性戀者應「…努力爭取同性婚姻的權利和有關福利。一旦成功，便去重新界定整個婚姻制度…[我們要]揭穿婚姻的假面具，進而改變古代殘留下來的婚姻制度。…女同性戀者和男同性戀者所能採取最顛覆（且或許令整個社會受惠）的行動，就是根本地轉化『家庭』的概念。」(《Out!》雜誌1994年12月/1月號) 我不時問一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若兩個男人也可以結婚，為何三個男人（甚或三男二女）不可以結婚？通常我得到的答案是沉默或支吾以對。
前衛的多元家庭主義
在種種趨勢的影響下，一種多元家庭主義開始抬頭，特別在社運人士、專業人士（包括社工）和愛前衛思想的人中流行。他們以個人權利為基礎，不單反對父權制度(patriarchy)，更認為要提倡多元的家庭模式，若單方面抬高某種形式的家庭（如一夫一妻制）為正常，那就會對其他形式的家庭（如單親家庭）構成歧視，抹殺那些家庭成員（如單身母親）的平等權利。這種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有自由派教會、政客和學者，與及女性主義者。他們慶賀女性能進入工作經濟體系，要達到女性自主的目的，他們不惜家庭破裂的代價，認為離婚、遲婚、單親家庭、有後父母的家庭等趨勢是現代化進程不可避免的副產品。他們高度評價這種發展，認為可讓社會做多點實驗，開拓多元的家庭制度，這樣社會更自由。
由六十到八十年代，這種家庭平等論在西方相當流行，他們認定所有家庭形式都不相伯仲，一些英國社會科學家甚至預測婚姻在三十年內就會消失。這種前衛思想有其優點：它重視個人（特別是女性）的權利，刻意提防把不公平和壓逼建制化，而且督促政府不可逃避照顧單身母親等弱勢社群的責任。然而亦有不足之處，首先，它提出的方案未必足夠解決家庭破裂帶來傷害的問題，在有高離婚率的社會裡，女人和孩子的身心健全往往受到威嚇，女性愈趨貧窮化，這些都是有很多研究支持的結論。
再者，單單考慮多元家庭的所謂穩定，是忽略了文化和價值上的破壞性和殺傷力。有一次我和一位前衛朋友談到美國的家庭問題很嚴重，她輕描淡寫地回應：「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社會還相當好啊！」我實在對她那種隔岸觀火的態度不敢苟同，家庭破裂的痛苦很多時對當事人產生長期的身心困擾，那種痛苦是非常真實的。前衛主義通常對人類的痛苦相當敏銳，但有時也有盲點，特別是對社會秩序和建制解體所產生的痛苦不聞不問。
就算他們敢於正視這些痛苦，他們通常都否認文化價值（如功利主義和個人主義）和家庭制度的崩潰是主因，他們認為一切都是經濟和社會變革的後果。然而文化的影響是難以否認的，以香港為例，六十年代的經濟不會比現在好，但那時倒沒有那麼多父母先殺兒女後自殺的家庭悲劇，所以單單用香港近年的經濟危機去解釋家庭慘劇是不足的。西方國家中家庭的瓦解其實很多時與經濟增長是平行發生的，而在今天，離婚的夫婦很明顯並不限於低下層，經濟富裕的家庭不一定能免於瓦解的命運。香港的情況也相仿，由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經濟是一路起飛的，而政府也提供相當優厚的醫療福利、廉租屋和綜合援助。從經濟角度而言，「極端的貧窮與艱難」的家庭不多，被「逼入絕境」的更如鳳毛麟角。然而在這段時間香港家庭的瓦解卻是不爭的事實。導致香港家庭瓦解的不是經濟貧困，反而是經濟發達帶來過分膨脹的經濟理性，侵入家庭關係之故。
在七八十年代，一些美國社會學家Jessie Bernard認為婚姻的解體和離婚普及化不是問題，因為這樣有更大創新性和自由（特別對女性而言），但近期的社會科學數據已質疑這種樂觀主義，例如Linda Waite和Maggie Gallagher的研究，指出正式婚姻有助結合的穩定性，並且對健康和經濟都有利。八十年代後期，就算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的研究都指出離婚大多削弱女性的經濟能力(Weitzman; Mason) ，而Sara McLanahan和Gary Sandefur則指出在美國，不與親生父母同住的孩子有兩三倍高的機會遇到學習、就業和組織家庭的困難。最重要現象就是父親與孩子的距離愈來愈遠，孩子因而失去財政支柱和父方的社會資本，他們也缺乏良心塑造的典範，容易對世界和父母失信心。
在數據不斷累積之下，很多社會科學家開始對家庭的破裂持更現實的看法，但可惜不少自由派還是依然故我，他們把為弱勢群體爭取人權，與家庭模式多元化的課題等同起來，
「它相信正如所有種族和人都是平等，所有家庭形式也是平等的，它難以把握這個類比的錯誤。正如對所有個體的平等尊重並不意味每一個人的行動都有平等的道德價值，尊重所有家庭的原則也並不意味著它們都能同樣完成它們的各樣任務。」(Browning, 135) 然而他們不覺察這只是把女性和孩子的貧困和壓力延續下去。
香港前路──開明的家庭主義
香港很多發展基本上只是走西方的舊路，然而家庭危機意識在西方也產生了保守主義，他們致力維護家庭，成立了很多組織，如Focus on the Family, Christian Coalition,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等。對保守主義的批評很多：思想僵化、一元化、教條精神、道德主義等等。我同意保守主義陣營內部良莠不齊(但其他對立陣營也一樣)，有一些思想的確過於絕對化和簡化。雖然我認為他們強調的一些重點是可取的，如要鞏固家庭制度，和強調父親的責任等，但在香港我們不可把他們那一套一股腦兒的搬過來。我們要把保守主義的糟粕去除，更理性和溫和，和再加上一點靈活性。
我大致認同Browning和Stephen Post提倡的批判家庭主義(critical familism)。這思想一方面認為完整的家庭對個人和社會都極之重要，所以我們和政府都有理由關注家庭破裂，並為這些目標努力：增加男性的責任感，減少離婚和非婚生子女，鞏固婚姻制度，提高家庭的穩定性。所以這可說是一種家庭主義。然而它同時有批判精神和開明態度，不會盲目追隨傳統，例如它不會把十九世紀的中產家庭絕對化，在這裡它接受（溫和）女性主義的批評，就是未經改革的傳統家庭的確會壓制女性。因此它同時有這些目標：取消婚姻內對女性的不平等，和增進婦女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在福利問題上，它一方面贊成修正福利制度，減少家庭對國家長期的依賴，但另一方面又要確保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得到援手。
然而如何去鞏固婚姻制度呢？開明的家庭主義相信經濟和制度的因素當然要考慮，例如我們要關注工作與家庭的張力，並用想像力去設計一種新的工作制度，可以把對家庭的衝擊減到最低。適當地用社會福利支持家庭亦是可行的。然而首要任務始終是婚姻文化的更新和重建，使人們重拾對婚姻和家庭的尊重和委身。我們需要利用不同文化的精神資源，透過文化的對話，去建構對婚姻的新遠象。在這些精神資源中，宗教和文化的悠久傳統肯定佔重要的角色，在中國，儒家精神對家庭的信念重建當有莫大的幫助，而基督宗教的神學和倫理亦可作出重大貢獻，我認為應兩者並重。
書籍推介
Bennett, William. 2001. The
Broken Hearth: Reversing the Moral Collapse of the American Family. New York
Browning, Don S. 2003. Marriage
& Modernization: How Globalizatoin Threatens Marriage & What to Do
about It. Grand Rapids, Michigan
Post, Stephen G. 2000. More
Lasting Unions: Christianity, the Family, & Society. Grand Rapids , Michigan
Waite, Linda & Maggie
Gallagher. 2000. The Case for Marriage. New York
Bennett是一般性的入門書，較易讀，內容全面。Waite & Gallagher有大量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和數據。Post和Browning則從多個角度（社會科學、宗教、倫理等）提倡開明的家庭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