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關啟文有點悲壯，是因明光社的一次聚會。
蔡志森兄在簡報明光社的事工時提到，傳媒也想找一些反對同性戀的聲音，作平衡的報道，可是神學院的老師們都沒有人回應，結果來來去去都是找啟文。
有一次啟文被邀請參加一個有關同性戀的論壇，去到時才發現另外三位講員都是支持同性戀的，原來大會只是找他來當「箭靶」，想上演一幕「三娘教子」；啟文頓成「砲灰」。
在教會生活久的人都知道，那些肩負沈重事奉的人，每次發出要求支援的聲音時，大概都是換來別人拍拍肩，然後笑盈盈說：「唉，有你就搞掂啦，能者多勞嘛！」這類鼓勵的話，其實令人相當氣餒。
許多時找啟文，都發覺他不是在趕這篇論文就是在預備那個學術會議，大學的教學及要求，已經相當吃力，再要捲入一場又一場的論戰，更是百上加斤。只是面對社會的劣質化，面對「不傷害人就可以任意妄為」的道德標準時，啟文就沈不住氣，覺得不可讓這些危害青少年的言論肆意流播—縱然他相信社會風氣只會愈來愈混濁。
編輯啟文《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一書時，我嘗試反駁他的論點，也向他請教了幾回，結果當然是鎩羽而歸，但我們都很清楚，就算這些論證比現在更強十倍，有關同性戀的戰火，仍不會因此而減弱下來。當對方一口咬定反對同性戀是錯的，就會對這些論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些文章能做的，頂多是堅固傳統的信念，讓信徒知道自己的立場其實也相當合理。覺得啟文悲壯，也許還因這「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
雖然華人教會已不如過去般將屬靈、屬世的二分，但整體的屬靈氣氛仍未能轉化過來。傳教機制仍以靈魂得救、教會增長、事工發展為主，社會關懷似乎很難定位。一般信徒更難察覺社關與靈命增長有多大關係；能夠如蕭壽華、胡志偉等著重社關的教牧，畢竟屬於少數。
但啟文相信信仰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上帝對信徒的召命實涵括社會文化層面。華人教會的神學思想缺乏公共神學的向度，比較個人化，缺少群體的向度，未能從神學出發，開出對社會公義、人性的討論。啟文攻讀哲學，就是想與世俗知識分子對話，以信仰角度回應社會文化的問題。過去余達心、溫偉耀、梁燕城等已作了不少的努力，但一般的基督徒知識分子、教牧，普遍仍不太熱衷於在論壇上與人「砌」，在報紙上與人「駁火」，也不太有準備去回應同性戀一類尖銳的問題。
他理解教牧及神學院的老師也有沈重的牧職及教學壓力，貿貿然站出來講話只會弄巧成拙，但現在社會關懷的後援明顯不足，而我們卻要面對同性戀者團結起來、有計劃地爭取他們的「權益」。我們也應團結、也有權發表意見、與他們抗衡，塑造香港的性文化。更何況，基督徒的社會關懷不只同性戀問題一項，我們正在打一場硬仗，拒絕讓那些有害社會的聲音坐大，成為一言堂。
每次答應出席外間的討論時，啟文都忐忑不安，因為與人辯論要花上很多的時間，也容易給人標籤，只能盡力而為。只是在重要關頭不出聲，他就覺得有違上帝對他的召命。其實面對政府、學界可能對他作出標籤時，啟文也會恐懼、也會怕，這時候，使命感比膽量來得重要。
起初他參加遊行、抗議、集會時也不習慣，但關心社會要行動，可以為信仰站出來，他覺得是一件很舒暢的事。
前年啟文搬家時，徵召了我們一群嘍囉去裝書入箱，結果裝滿了五六十個水果箱。其中一箱全是色情或有關色情的書，膠紙一封，我用箱頭筆寫了大大的兩個字：鹹書。啟文本可優游於學術的潔淨空闊的世界中，現在卻在滾滾紅塵中負隅頑抗，隨時弄箇灰頭土臉；想到此，就覺得連那一箱「鹹書」，哈哈，竟也沉甸甸的充滿了信仰關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