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宗教與社會
在這幾年，我從基督教的立場，就一些倫理課題在社會發表意見，甚或和別人辯論，如反對賭波合法化和反對制訂性傾向歧視法等。也是這幾年，我們這類人在公眾媒體裡被加以很多標籤：衛道之士、道德法西斯和道德恐怖主義。
最令我感到「自豪」的標籤是國際級的「香港塔利班」？！然而亞富汗的塔利班是極端回教基要派，我當然不會贊成他們的行徑，以塔利班比喻香港教會也經不起批判分析：塔利班是用武力強制整過社會跟隨他們的價值觀，但教會有強逼或襲擊任何人嗎？沒有，近年教會參與公共政策的方法都恪守民主的遊戲規則。雖然如此，塔利斑的指控值得我們進一步思索。
基要派與世俗主義霸權的相生
承襲西方自由主義的思路，不少知識分子愛把社會分化的責任放在基要派身上，然而基要派又是如何產生的呢？是那些人天生霸道嗎？其實世俗主義霸權正正是宗教基要主義的溫床，就以美國基要派為例，歷史上美國保守信徒大多是政治冷漠的，他們最熱衷的是傳福音，但為何現在他們如此活躍於政治呢？不一定是因為他們特別喜歡強制別人（或許少數信徒有這種毛病，但一些非信徒和「自由主義者」亦然！），而是因為他們感到極端自由主義者正在公共領域建立世俗主義的霸權(如在公共領域的去基督教化、墮胎和同性戀變成人權、孩子被逼灌輸同性戀意識形態等），因此他們感到不得不起來回應，抵抗世俗主義者的侵襲。
塔利班的源起，也是因為蘇聯在1979年入侵亞富汗，並強行建立一個無神論政權，便激發回教徒的猛烈回應。就我所認識的香港教會，大部分信徒都尊重多元社會，不會強求社會跟隨信仰的價值觀，但他們不能明白，為何社會那些自命寬容和擁抱多元的知識分子，會贊成製定一條如性傾向歧視法(SODO) 那樣針對他們的法例。他們不理解為何政府政策明顯偏向同性戀者，還把他們的價值觀標籤為歧視和偏見！在這情況下，他們感到不得不把握可能是最後的機會，去表達他們的立場。把大多數反SODO的信徒標籤為非理性，或解釋為受到誤導和煽動，會否是看扁了他們呢？
激發我積極參與的動力，一部分也是對世俗主義霸權的反感，我反對神權政治，但同時堅信宗教價值是多元社會的一元，理所當然有其合法性，但我看西方「民主自由」社會的發展，不少掛著「寬容」、「自由」和「人權」等旗幟的組織（包括民間組織、法庭、甚或政府），甚麼激進的理念都包容，就是要排斥傳統的價值觀和宗教思想。而世俗自由主義者也想出不少像「公共理性」等動聽理由，去合理化宗教世界觀的邊緣化。我不認為這些說法有太強的理據，希望多點基督徒對這些思想持批判性的態度。
世俗主義壟斷的傳媒
傳媒標榜公平和不偏不倚的理念，但現今不少傳媒的單向報導，也令人質疑是否已淪為其俗主義（如同志運動）的喉舌。04年12月29日，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和其他機構合辦了一個「重建整全的心性」的工作坊，引起了《南華早報》和同志團體的猛烈攻擊，然而《南華早報》的做法實在令人質疑，工作坊還未舉行，記者還未到現場，那天清早已刊登社論炮轟我們，為我們加上標籤。第二天的報導充滿著誤導和不盡不實之處，極力把同性戀異見分子邊緣化，把他們視為無知、非理性和危險的惡棍！接著的05年，同志團體與《南華早報》緊密合作，以報導為名對明光社和反同性戀人士不斷追擊（包括七一遊行事件、明光社賣旗籌款事件和人權課程事件），不單咄咄逼人，更絕少給篇幅讓明光社解釋它的觀點，這公平嗎？《南華早報》letters to editor一欄應是把持公平對話的原則吧？但事實上也偏袒同志運動，我們寄去的信大部分被投籃，而且經常把我們的主要論點刪掉。有一次我寫了一封較長的信，《南華早報》編輯說不考慮立場，但所有信都不能超過400字。我把文章刪減了，但言猶在耳，過兩天《南華早報》登了一篇支持同志運動的文章，是超過500字的！（就著這些問題的統計和分析，一位朋友已寫了近百頁的報告。）
另一個近期例子就是港台於06年7月9日播放的《鏗鏘集》「同性 戀人」，節目只集中報導兩名女同性戀者及一名男同性戀者的故事，和他們的觀點。在這樣複雜和富爭議性的問題上，不同的意見卻完全沒有提及。裡面提到孿生子大小曹的故事，這其實在很多報紙已有報導，一如以往，重點放在男同性戀者的孖生哥哥如何因為基督教信仰不接納他的弟弟，並凶惡地用聖經譴責他。然而節目沒有訪問用溫和與合理態度對待同性戀者的神學院教授或牧師，也沒有提到關懷同性戀者的基督教組織（如「新造的人」）。這會否誤導觀眾，把「基督徒」標籤為非理性人士呢？事實上我看過不少報章的報導，都把基督教群體角色定型，並有意無意醜化教會。
世俗主義霸權的雙重標準
The Next
Christendom的作者Philip Jenkins, 在
The New
Anti-Catholicism: The Last Acceptable Prejudice
(OUP, 2003) 裡面指出，西方社會裡很多仇恨罪（hate crime），但對天主教的衝擊和侮辱卻往往不加追究，甚或接納和鼓勵，世俗知識分子的雙重標準令人咋舌，甚至可說是對宗教的歧視！例如同志群體經常對天主教作出激烈行動（如破壞教堂、衝擊彌撒），但傳媒卻大多抱同情的態度。在香港也一樣，同志衝擊聖堂事件，一般人可能會仗義執言，認為同志的行動過激，但那些一向高舉公道、人權的知識分子或政客，卻鮮有對他們指斥！
這幾年我積極參與香港的文化事務，我也看到不少雙重標準。一些政府官員對我們持守傳統價值的團體持輕蔑的態度，到今天很多民主派議員還是不肯承認宗教人士關注自己權益的合法性，有一次我嘗試解釋我的論點，兩位民主派議員未聽了幾句就打斷我，一位還重覆指控我在詭辯，卻又不能指出我的謬誤究竟在那裡。他們口口聲聲是在為所有人爭取平等，但不見得有平等看待宗教人士，又如何能使我們心服口服呢？一些「人權」人士滿口「寬容」和「開放」，常指責我們對別人不寬容，但他們批評明光社時卻流於謾罵和扣帽子，動輒上綱上線，霸氣十足，這又是哪門子的寬容？我們找到很多濫用SODO的案例，一些「人權」人士卻矢口否認它們的意義，對宗教人士的人權漠不關心，這又是令人心寒：一旦他們那種意識形態化身為法律，宗教人士還有多大的生存空間呢？不少人說我們在抹黑同性戀者，但他們卻積極抹黑我們，甚或捏造謊言詆毀我們。
結語
筆者曾經被視為較「開明」的信徒，但自從參與反SODO運動，不少人對我另眼相看，認為我終於露出「基要派」的狐狸尾巴。我不認為自己是基要派或香港塔利班，我只是一個不甘心向世俗主義霸權投降的福音派信徒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