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西方有無神論的熱潮，不少學者和作家對宗教口誅筆伐，如牛津大學的動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在2006年出版的《上帝的幻象》(God Delusion) ，和最近美國作家希珍斯(Christopher
Hitchens)的《上帝並不偉大──為何宗教毒害了所有事物》(God is Not Great: Why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 ，都是暢銷書。類似的無神論作者還有Sam Harris、Daniel Dennett等。他們不單認為宗教是反科學的迷信，更批評宗教是邪惡和有害的。例如道金斯在2006年1月為英國的電視台(Channel
4) 主持了兩集節目，叫萬惡之源(The Root of All Evil)
，全面攻擊宗教。
本文無意說宗教都是好的。正正因為宗教的定義含糊，現象也非常多元和複雜，實在難以一概而論，任何一刀切地說宗教是好或是壞的斷言都難以成立。然而一些文化人往往提倡「宗教都是有害的」角色定型(例如特別喜愛談中世紀的黑暗) ，所以我想透過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展現宗教與社會的關係的複雜性。
近年在港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就是他的故事，很可惜，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像威伯福斯這麼被人忽略。當時因為英國政治家認為黑奴販賣對經濟和海軍都有利，於是在非洲西岸建立要塞，積極推動這種「貿易」。十八世紀初期，英國奴隸販子每年運送數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是歐洲之冠。這可是賺大錢的生意，例如利物浦的販子，在1783到1793年間，把超過300,000黑奴送到西印度群島，可賣到£15,000,000，而他們則淨賺30%！
威伯福斯所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很多英國人認定這是必要的制度，相信廢除此制度會導致經濟崩潰。而威伯福斯的堅定對手包括強大的商業團體、殖民地勢力和很多上流社會成員（包括皇室），在政治建制派內反對勢力更像牢不可破。至於文化方面，幾乎所以人都接受奴隸制度，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奴隸交易是邪惡的。我們現時的一些人權理念，在當時只是一些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並不是公眾的共識，一些統治階層和政治精英對此更嗤之以鼻。更不要忘記那時發生了震驚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其後的恐怖時期，還有奴隸的暴動和起義，都使他的政治努力困難重重。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
威伯福斯在1787年開始在英國國會爭取禁止販賣黑奴，這就像有人要憑一己之力去推倒大山。他為何這樣「愚蠢」呢？這是因為他在1784到1786年間經歷人生的巨大改變──重新認信基督教的真理，和皈依上帝。信仰給了他新的使命感，最近為他寫傳記的作家這樣說：「在1785年，處於政治事業的高峰，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深刻和戲劇性的事情。上帝打開他的眼睛，讓他看到所有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被造，生而平等，所以都是神聖的。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 (Eric Metaxas, Amazing Grace: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Oxford: Monarch,
2007], p. xvi) 他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記寫道：「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
自1787年，他差不多每年都提出有關法案，但每次都失敗。然而他不屈不撓，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最後在1807年2月23日成功(剛好200年前)：283對16票通過！威伯福斯喜極而泣，眾議員則站立為他歡呼，掌聲雷動。然而這只是連場戰役的第一個回合，他後期還要致力執行法例，防止黑奴走私，還要面對龐大的國際販賣黑奴勢力，最後還要解放所有黑奴。這些都好像不可能的任務，但威伯福斯的持續努力使這些目標基本上都達成了。1833年7月26日，解放奴隸的法案通過二讀，三天後他與世長辭。
8月3日，威伯福斯下葬西敏寺，當天所有公營事業都休息，所有國會議員都出席他的葬禮。很多載著悼念民眾的馬車擠滿到西敏寺的路上，而附近的路傍站滿大量市民。1834年7月31日，八十萬的奴隸重獲自由，這不單是英國或非洲歷史中重要的一頁，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而威伯福斯的功勞實在難以估計。
有人曾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太徹底了！「假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疾病肆虐全球，有一個人排除萬難才找到醫治方法，這治療的成功是如此徹底，那疾病完全消失了，沒有人再因這疾病受苦──一兩代之後根本沒有人記起這疾病曾經存在。威伯福斯就好比這一個人。」當時奴隸的存在就如出生、結婚和死亡一般理所當然，是不可能消滅的。然而當天人們所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對今天的人們卻好像無可避免，這種改變就顯示了威伯福斯的成就。威伯福斯所克服的不單是奴隸制度，更是那種令奴隸制度數千年來興盛不衰的心態，他達成的是人類意識的根本改變。
宗教在自由社會中應擔任甚麼角色呢？這是一個很富爭議性的課題，因著「宗教右派」的興起，一些自由主義的者特別對基督教有戒心，認為宗教不應在公共領域中擔任重要角色。一旦宗教介入公共領域，只會帶來分化甚或「神權政治」（如布殊的當選）。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在這裡只想透過威伯福斯的例子，指出他最終訴諸的還是信仰和神聖的道德。他這樣說：「有一個超越所有政治事物的原則。當我思想『不可殺人』的誡命，並深信它有神聖的權威時，我又如何有膽量用自己的理性與之對立呢？再者，當我們思想到永恆和所有人類行為未來的後果，此生又有甚麼東西能令我們違背自己良心的原則，正義的原則，與及宗教和上帝的律法呢？」
按當時的公共理性，威伯福斯所爭取的是不切實際的，亞秉頓伯爵(Earl of Abingdon)回應威伯福斯時說：「人道只是一個私人感覺，而不是我們可用作行動基礎的公共原則。」墨爾本爵士(Lord Melbourne) 也說：「當我們容許宗教侵入公共生活時，事情便演變成相當大的困局。」假若威伯福斯聽了這勸告，我們今天的世界會是怎麼樣呢？我們固然不可不察宗教對政治的潛在危害，但威伯福斯的具體歷史例子告訴我們，宗教也可以是促進自由精神的巨大推動力。對公共宗教的一刀切禁制令，只會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兒倒掉。當然，宗教信徒也應更多學習威伯福斯的榜樣，關顧窮人和弱小，和爭取公平與正義，畢竟西方傳來的人道和人權傳統，本來就和基督教信仰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關啟文，〈宗教與黑奴解放——威伯福斯的偉大成就〉，《明報》，2007年12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