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與人權──香港社群的重建

施政報告與家庭友善政策

特首曾蔭權今年(2006年)十月發表了2006年的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是「支援家庭」，他提議設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加強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推動家庭教育。鼓勵已婚子女與父母同住，對家庭暴力條例提出修訂，及資助幼兒教育等等。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也在《明報》(10月18日）撰文，重申「家庭和睦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家庭未能全面發揮其社會細胞的功能。家庭成員可以互相扶持，不少社會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並呼籲「社會各界別、階層和專業加強協作，去支援家庭。」

公眾可能感到家庭價值有點「老土」，沒有太大爭議，較廣泛爭論的是應否用「學券」資助牟利的幼稚園。較積極響應特首的家庭政策的是民建聯，事實上民建聯之前已就家庭友善政策提出多項建議。泛民主派和人權組織沒有表示太大支持，有些還表達疑慮。如人權監察擔心家庭事務委員會會淪為「口水會」，並促請政府應盡快成立人權委員會（《蘋果日報》10月31日）。而張超雄則說「去年施政報告的扶貧主題，已給換上了今年有點不知所謂的重視家庭。」他擔心「若只有漂亮口號，最終只會淪為國王新衣。」（《東方日報》10月31日）

我們看到對家庭價值的詮釋，存在著分歧，有些人把家庭視作政策焦點，另一些人則認為應把人權和扶貧放在首位。近期亦有不少人提倡立法禁止家長體罰孩子，這牽涉到兒童權利和家長權利的張力，及政府的干預與家庭的自主的矛盾。我相信這些爭論在將來會不斷發生，教會應結合信仰、社會科學和多種角度，對家庭這課題作深入思考。

人權運動何處去？──基督徒角度的反思

前言──人權理念的持守與反思

自從我在大學時期反省信仰，重新認識福音的社會向度，我一直都是支持人權的，例如我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鮮明地宣告：「人權思想與基督教信仰是吻合的[反而與自然主義世界觀不吻合]，而教會也應支援人權運動。」我接著探討後現代思潮與人權的矛盾，和亞洲價值對普世人權的挑戰，我的結論是：「後現代思潮進一步揭示俗世主義實在很難為人權提供穩固基礎，… 我認為教會應強調人權的普世性和本質性，在這相對主義當道的世界中，堅定地見証：每個個體的尊嚴和人權不是他人和社群可剝奪的，因為這些都植根於她們和造物主的關係。」此外，我們「要堅決譴責任何以「亞洲價值」作侵犯人權的借口或擋箭牌的姿態」。[1]這些口吻和一般人權運動活躍分子無異，然而在2005年，香港社會中發生了一場關於「同志運動」的激辯(主要是維繞「應否制訂性傾向歧視法」的問題)，而我是最鮮明反對立法的一個主要發言人，於是不少人把我描繪為「反人權集團」的首腦之一。那今天我是否真的放棄了以往對人權的信念呢？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