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努力回應同運已十多年，然而也不斷反省，究竟我的堅持，是否有充足的理據？又是否能持守清潔的良心呢？最近教會內有一些聲音，擔憂教會回應同性戀議題的態度過於強硬，會最終失去同性戀者。亦有人認為我們應雍容大度，不能只維護教會自身利益，更要甘心情願去受苦，所以不應懼怕甚麼逆向歧視。另一些人認為教會的「反同運動」是一個基本錯誤，因為教會在公共空間只應回應公義議題，而不應關注道德議題。我們積極回應同運，難道真的做錯了嗎？不。
首先，要區分同運與同性戀者，面對同性戀者時，我們不能忘記聖經除了有性倫理外，還有最大的誡命──就是愛，所以我們要對他們有無條件的愛，教會也要學習與他們同行，我也與一些教會牧者一同發起《真愛同行牧養約章》。當然，這方面還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然而我們不能把個人問題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反對高度政治化的同運不代表反對同性戀者本身。當然，我們並不需全盤否定同運的訴求，但政治訴求最終會影響所有人，假若同運訴求是不合理的，如侵犯其他人的權利或對社會共善(common good) 有嚴重的負面影響，我們也應該質疑，不能因為同情同性戀者的困境就忘記，我們同時有守望他人權利和社會公益／共善的責任。耶穌在論到教會做光做鹽時，特別提到：「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這是指出教會有無可替代的角色。我認為這點在回應同運時非常適用，環顧全球，同運已是一種非常強大的力量，特別在西方已開始形成霸權的局面，無人敢捋其虎鬚，惟有教會還在負隅頑抗。其實在香港情況也差不多，不少人質疑為何教會偏向關注同運，似乎是「單一議程」。我同意教會除了關心道德議題外，也應盡量關心社會公義和政制等問題，但若連教會也不關心道德議題（特別是同運），在香港還有誰去回應呢？所以教會在這裏有無可替代的角色，實在不容輕忽。
同運現在包裝成「平權」運動，聽起來好像無可指摘，但我們要認清同運的真相，特別在西方同運已演變成一種壓逼性的社運，一方面透過同性婚姻制度化和反性傾向歧視法例等法例，以強制手法把同運價值觀強加於整個社會。另一方面同運也開始當代的「獵巫」，對還敢公開反對同運意識形態的人，極力打擊和邊緣化。
例如Julea Ward是美國東密芝根大學的心理輔導碩士學生，成績非常優秀，但因感到自己不適合去輔導一個同性戀者，要求轉介其他輔導員，就被開除。攝影師Elaine會為同性戀者拍攝生活照片，只是堅持良心自由，不願承接同性commitment ceremony的生意，就被控告和罰款。（不提供花和蛋糕的基督徒也面對同樣命運。）有宗教背景的Ocean Grove Camp Meeting Association拒絕出租場地給同性伴侶舉行儀式，亦被控告。
二零一四年，美國加州州立的大學，取消了二十三個基督徒團契的學生組織地位，理由是那些團契不讓公開的同性戀者競逐領袖職位。將來香港的大學團契會否面對同等遭遇呢？二零一五年初，英國裁判官Richard Page，因為相信孩子需要父母而被停職，並要接受「平等課程」的再教育。同性戀異見人士已成為二等公民，經常被有權力的人針對，但亦得不到保障。最近美國亞特蘭大的消防總長，便因為私人出版的著作（當中表達不認同同性戀），被市長撤職。
本來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良心自由和宗教自由都是普世人權，但只要不贊同同性戀，這些權利都一律取消，並且生計、學業和尊嚴都受到打擊，這樣合符公義原則嗎？個別基督徒固然可以雍容大度，放棄自己的權利，但教會可以為別人作決定嗎？我們不是要為別人的權利發聲和努力嗎？回應同運，本來就是為了公義。
同運與性解放運動是盟友，如香港同運領袖小曹就提倡性解放，最近亦高度讚揚婚姻中的「開放關係」，否定性忠誠的需要，即是說夫妻可相愛，但同時各自有其他性伴侶。世界性的同運都以在學校灌輸這類價值為目標，這樣對社會的風氣和青少年發展有益嗎？難道教會不應該為了守護社會的共善，也作點回應嗎？
關啟文（香港性文化學會主席）
《基督教週報 》第 2642 期（2015 年 4 月 12 日） ◎ 教會觸覺 ◎ 關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