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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日

超越「保皇黨」與泛民主派之爭 齊心建設香港公民社會


公民社會:民主社會的第三條腿
九一二選舉(2004年)已塵埃落定,無論他們願意與否,當選的保皇黨、泛民主派和中間派都要在這幾年共事。我在這裡提出一己愚見,希望他們不要過分糾纏於保皇黨與泛民主派之爭,而是去同心建立香港的民主社會,關心一些備受忽略但又非常重要的課題──香港的公民社會。(本文目的不是責怪任何人,而是刺激新的討論。)

「公民社會」主要指那些非官方和人們自發組成的組織和團體,包括家庭、鄰舍組織、宗教團體、志願組織等。透過這些組織,人們走在一起,滿足自己和社會的需要,一同溝通、學習、遊玩、養兒育女、服務社會、敬拜神明等。公民社會佔領了個體和國家中間的領域,既有群體和公共性(所以超越孤立的個體),但也不是由政府強制成立的(當然政府可扮演輔助和規管的角色),可說是個人與國家的居間結構(mediating structure) 。民主社會有兩條腿是公認的:市場和國家,有些人則稱公民社會為民主社會的第三條腿。


從選舉政綱看香港政治論述的貧乏
這一屆候選人的政綱基本上可分三類:親中派談穩定和諧,泛民主派談自由與公義,獨立人士則談實幹、超執黨派之爭,它們各有旗幟鮮明的重點,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提到公民社會的問題(如家庭、道德文化)。每個人都說在建設民主社會,但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民主社會是怎樣的呢?

以我屬於的九龍西選區的六張名單的政綱為例:柳玉成強調要堅定爭取民主、人權、公義和法治。民協的兩張名單重視民主和民生。劉千石關注人權自由和經濟平等。涂謹申追求民主、法治和公義的社會。這五張都是泛民主派,被視為保皇黨的曾鈺成的口號則是「穩定為民主,和諧建未來。」

泛民主派和保皇黨好像非常對立,但雙方都把焦點放在個人與國家/政府的關係上,在這取向上是一致的。分歧在於一面重穩定,另一面則攪對抗,前者提倡個人要與國家/政府建立和諧關係,後者則用自由人權理念捍衛個人不致於被國家壓逼。除了政治外,亦有人提到民生和社區的問題(如劉千石和民協),然而重點還是在經濟方面。總結而言,大多數人都留意民主社會的兩條腿──經濟和政治議題,但比較忽略第三條腿──公民社會,對香港現在公民社會的危機(如家庭的解體)就視若無睹。

香港社會需要穩定和諧就足夠嗎?除了不可忽略人民的尊嚴和權利,我們要問「保皇黨」所提倡的是怎樣的穩定和諧呢?是否不挑戰中央、減少政治爭拗就能保證社會穩定和諧?似乎不是,假若香港的家庭大多破裂,家庭暴力頻生,家庭成員或鄰舍的關係疏離,傳媒文化持續劣質化,問題青少年和精神病人的數字飆昇,老師和社工疲於奔命,教育和志願團體的士氣每況愈下,一般人都被工作壓得透不過氣,社會瀰漫著不滿和埋怨,市民缺少歸屬感和盼望,這還是和諧社會嗎?「民主建港聯盟」的命字其實改得不錯,希望他們除了關注政治上的「穩定」,也再加把勁建設香港的公民社會,令香港的家庭、鄰舍和社區都更和諧。

泛民主派追求零七零八雙普選,另外強調社會要有自由、人權和公義。但實現了普選、自由、人權等就足以構成理想的民主社會嗎?(我不是反對這些理念,只是反思今天泛民主派提倡的民主的內容是否全面,還是有所忽略。)不,想像一個很疏離的社會,人們不傷害大家但也不相交,一切只是抽離的交易,很多自由,也沒有不公義,難道這就是理想社會?社會不是也需要愛、親情和深刻的人際關係嗎?自由主義者古特曼(Amy Gutmann) 就承認「一個完全自由(甚至可以是正義)的社會不是我們能希冀的社會中最好的。」[1]我希望泛民主派進一步把他們的口號的具體內涵展現,不要流於形式主義。此外,也要平衡個人與社群關係,不要把民主理念演變為極端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

香港的家庭已響起警號
使我奇怪的是:香港的政治人物中似乎沒有那個關心香港的家庭問題,但民主社會需要公民社會的支持,而家庭卻是公民社會的基石,所以家庭危機其實也是民主社會的危機。先看一些數據:香港的結婚率一直下降:由1990年的47,168宗減少到1999年的31,287宗。過去20年離婚數字上升超過5倍,2001年的離婚個案達13,488(1990年時只有5,551),離婚率達42.2%

未婚懷孕的數目持續上升(2001年母親的抉擇處理1,412宗,家計會2,563)。單親家庭數目亦相應增加。 家庭暴力上升,過去五年內上升一倍(19971200宗,20012370)。家庭主婦自殺個案數字亦上升(199898宗上升至2000157),而過去三年最少已有九宗牽涉父母及年幼子女的倫常慘劇,造成24人死亡。整體而言,家庭團結指數不斷滑落,由2002年的-75跌至2004年的-152[2]

家庭價值的爭辯
面對以上數據,我們應如何詮釋和回應呢?西方社會(如美國)的類似問題引起很大爭辯,一些左派和右派各走極端。右派認為以上數字顯示社會的道德淪亡,認為大禍臨頭,對社會的前景悲觀。他們提倡重整道德和家庭價值,回到傳統家庭模式。

左派則認為這種末世式恫嚇毫無根據,家庭本就沒有固定模式,右派所響往的「傳統家庭」從來只是神話,「家庭破裂/解體」只是家庭制度為了適應新時代的轉型,這沒有甚麼好大驚小怪的。他們提倡多元家庭主義,認為家庭問題只是經濟和婦女權力的問題,所以應為單親母親提供經濟援助,為在職的婦女提供託兒服務等,那就沒有問題了。

早年不少社會科學家也支持左派的看法,認為離婚沒有長遠的影響等等,因此他們對「家庭危機」的說法不以為然。然而到了八十年代後期,一些新的研究結果面世,使愈來愈多社會科學家相信,家庭解體的確會對個人和社會帶來危害,例如美國價值學會的主度David Blankenhorn這樣說,「證據較支持悲觀的觀點,這與近期學者關於家庭的意見的普遍趨勢吻合。」[3]這場爭辯牽涉複雜的價值和研究問題,不能在這裡下定論,但我想縱使不把家庭問題視作首要問題,也難以說近年香港家庭的發展是全然健康的吧?

超越左右的家庭價值
很多人把「家庭價值」標籤為右派的議題,家庭價值的確是右派首先提出和推動,但後期不少左派也逐漸承認這些是真實的問題(極端封閉的左派除外),不去盲目抗拒對手提倡的議程。例如美國民主黨前總統克林頓和英國工黨總統貝理雅都接受家庭價值的重要性,這兩個黨都是左傾的。

其實左右派的一些建議和關注是可以共存的,對家庭過分悲觀或樂觀都不可取,我認為用審慎溫和的態度正視家庭問題最合理,不應因著意識形態故意誇大或忽視。這種關注是逼切的,因為家庭制度去破壞較輕易,修補卻很困難。

家庭的主要功能是很基礎性的,包括促進個人成長、實現男女愛情、為孩子提供社會化的最佳地方、確保社會和文化的承傳等。家庭制度既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在還未找到可發揮同樣功能的另一種制度前,貿然把它摧毀,實屬不智。以上的功能既非左也非右,例如穩固的家庭制度確保價值的傳承,但家庭所傳遞的價值可以是親中愛國主義,也可以是自由民主人權。

無論如何,民主社會的一些核心價值,也要透過家庭去培育(想想那些被父母帶到七一遊行的孩子),家庭教育失效,人權自由等價值也難以薪火相傳。此外,家庭是個人與政府/國家的居間團體,這種架構對保障民主社會的多元化是很重要的。所以對家庭價值的關注不應只是右派的專利,但有趣的是,在香港甚麼派都不談家庭價值,漠視家庭危機。這對香港究竟是禍是福呢?當然家庭並不是公民社會的全部,例如社區和鄰舍的關係也很重要,哈佛教授Felton Earls近期的研究顯示,解決城市的罪案問題的最大關鍵是鄰舍關係(如互相幫忙孩子的照顧),這比經濟地位和種族更重要。[4]

結論
提到家庭問題,不少人就會進入戰鬥狀態。極端女性主義者會認為家庭是壓逼女性、提倡父權的罪魁禍首,但我所提倡的是重視男女平等、女性主體性的家庭。另一些人會把我標籤為宗教右派,但文章並沒有訴諸宗教理念,而且對家庭的重視一向是中國文化的重點,很多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可同意。(何況我自我定位為中間派而不是右派。)

現時我們面對民主化的契機,更應多加探索「民主社會應如何建構」的課題。關注家庭不排斥其他關注(如公義、人權),社會不能對現在因著種種家庭問題而受苦的市民(特別是婦女和孩子)漠不關心,或許你不同意我對問題嚴重性的估計,但我們難以否認這裡的確存在實質問題,需要我們超越黨派或意識形態的樊籬,齊心去解決。其實家庭制度與貧窮問題(甚至和整體經濟)分不開,家庭破裂所導致的單親家庭,往往使女性和孩子陷入貧窮的循環裡,也使社會的生產力下降。因此,家庭(和公民社會)不是孤立議題,而是與整體民主社會的建設息息相關。

政治有時難有斬釘截鐵的對錯,不同政見的議員應互相尊重,用和平理性的方法對話及探索合作的可能性,為香港同心建設美好的社會,畢竟我們不都是生活於同一個社群嗎?我認為公民社會就是大多數議員可以共同關注的課題。

關啟文  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




[1] Amy Gutmann, “Communitarian Critics of Liberalism,” in Shlomo Avineri and Avner de-Shalit, eds., Communitarianism and Individu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33-134.
[2] 〈家庭問題增  團結指數急跌〉,《明報》,2004515日。
[3] David Blankenhorn, “American Family Dilemmas,” in David Blankenhorn, Steven Bayme & Jean Bethke Elshtain, eds., Rebuilding the Nest: A New Commitment to the American Family (Milwaukee, WI: Family Service America, 1990), p. 17.
[4] William Raspberry, “Community is the Key,” The Responsive Community, vol. 14 (Spring/Summer 2004), Issue 2/3, p.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