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港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談到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他堅忍不拔，努力了近五十年。最後在1807年(剛好200年前) 爭取到奴隸販賣的禁止，和1833年解放奴隸法案的通過。威伯福斯是人權運動的先驅（爭取所有人不受奴役的人權），而按今天的看法，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的「前衛」派往往與關心道德和家庭價值的「保守」派格格不入，甚或勢成水火。
由2007年初《同志．戀人》和《秋天的童話》等風波，到5月的「中大學生報事件」和後期有關影事處、淫褻物品審裁處的爭拗，今年實在充滿著「道德」的爭辯。不少傳媒人和文化人不單把矛頭指向「道德主義」，更把個別機構及人士標籤為「道德塔利班」和「道德原教旨主義者」，有一些攻擊不是訴諸理性，而是不經意地把侮辱和鄙視放在全不相干的文章中(如在財經欄隨意嘲諷XX社）。這種攻擊往往流露一種心態，就是提倡道德與自由人權是對立的。
然而以上二分法對威伯福斯並不適用，他既保守又前衛──同時關心公義問題和道德價值。他的日記說得明白：「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公義與道德放在一起，並行不悖。他一方面提出廢奴，但也同時推動道德改革，在各地成立「防止邪惡協會」(十八世紀的明光社？）威伯福斯反對酗酒(當時這問題對窮人的殺傷力嚴重)，和一些殘酷對待動物的遊戲(bull-baiting)。他對當時雛妓的歪風深惡痛絕(當時倫敦娼妓的平均年齡是16歲！) ，也反對賭博(如彩卷)。
威伯福斯對道德的關注，招來不少冷嘲熱諷，在1822年就有一個卡通，諷刺威伯福斯過於關注「淫褻」(見附圖）。這和今天一些人對「性潔癖集團」的批評如出一轍，或許威伯福斯在今天也會被標籤為「道德塔利斑」。然而從他的例子我們看到把人權與道德割裂是不必要的。首先，對他而言人權本就是道德問題，而且他發覺要完成廢奴的使命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改變英國人的價值觀，和提高他們的道德情操。把「道德」變成罵人的話，長遠只會在社會（特別是年青一代）產生道德犬儒主義(moral cynicism)，這樣對公義和扶貧的事業也不一定有利，因為這些事業同樣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支撐。
此外，感伯福斯有關「移風易俗」的努力並非徒然，他們全國性的道德重整運動，長遠來說緩和了不少社會問題，如罪案、、騷動、破壞秩序的行為。整體而言，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間，英國人的行為問題有顯著改善，而且他們的工作成果延續到後來的維多利亞時代。後人經常嘲弄這時代的保守，但就是在這時代社會問題和罪案一直減少。二十世紀的英國走向開放，但道德風氣的敗壞卻產生嚴重問題，如家庭的破壞和罪案的颷升（現在英國的監獄就有人滿之患）。例如在1927年，全英國全年只有110宗搶劫案，但這數字在1957年已升到約1200，到了1997更升了五十多倍──達到約63,000。人權和公義的確很重要，但它們的敵人不是「道德」，而是道德責任感的喪失和淡化。人權和道德有時的確存在張力，但最終它們是相輔相成的。或許今天的社會，仍可在二百年前的威伯福斯身上獲得啟迪。
關啟文，〈社會公義 vs 道德改革？從《奇異恩典》談起〉，《經濟日報》，2007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