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 ，於2007年10月25日在香港公影，這是關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多數基督徒可能聯想到約翰．紐頓(John Newton)的聖詩，兩者的確有關連，因為威伯福斯在童年時已認識紐頓，而當威伯福斯在1785年皈依上主後，曾想過放棄政治，全時間事奉神，因為他覺得“屬靈”的事比“世俗”的事更重要。其中一個鼓勵威伯福斯不要放棄的人就是紐頓 (他本是參與販賣黑奴的，1748年決心信主並痛改前非，39歲那年成為牧師)。他讓威伯福斯明白，上帝要他留在政治界事奉祂。紐頓寫道：「我們…相信，上帝是為了國家的利益而興起你。」在西方歷史上，沒有任何一位偉大的改革家像威伯福斯這麼被人忽略。很多人從來沒有聽過他的名字，與解放美國黑奴的林肯總統的家喻戶曉是極大對比，但他的成就不比林肯低，最少他不用流血，就成功地解放了數以十萬計的黑奴。但要充分評估威伯福斯的成就，先要理解他身處的時代背景。
當時英國擁有一個龐大帝國，被稱為日不落之國，然而它的社會內部卻蘊涵著不少危機。工業革命固然使經濟起飛，但現代工廠也產生了不人道的工作條件，男女老幼一週六天，每天十六小時工作。人們湧到城市找工作，居所擠擁和衛生條件差，使多種疾病(如霍亂、傷寒和肺癆) 猖獗。十八世紀英國的生活充滿著殘忍、腐化、暴力和庸俗，有一系列的社會罪惡，如酗酒、雛妓、童工、嚴刑峻法、罪犯全無尊嚴(公開處決，死後屍體還要被公開解剖甚或焚燒)，對動物的殘酷等等。然而最為人詬病的還是黑奴販賣。
自1440年，葡萄牙人開始從西非把20個黑奴帶到里斯本，後來認為他們刻苦耐勞，所以也帶到巴西做苦工，這就是現代奴隸販賣的源頭。1562年，Sir John Hawkins把一船黑奴由Sierra Leone帶到St. Domingo販賣，開始了英國人於黑奴販賣的參與。1660年起，因為英國政治家認為黑奴販賣對經濟和海軍都有利，於是在非洲西岸建立要塞，積極推動這種「貿易」。1713年英國與西斑牙簽訂合約，更壟斷了對西斑牙殖民地的黑奴供應。十八世紀初，英國奴隸販子每年運送數萬黑奴到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是歐洲之冠。這可是賺大錢的生意，例如利物浦的販子，在1783到1793年間，把超過300,000黑奴送到西印度群島，可賣到£15,000,000，而他們則淨賺30%！然而他們的利潤卻是建基於黑奴的可怕命運上，不談終身被奴役做作苦工，失去自由和尊嚴，和任意被奴隸主虐待的痛苦，就是從非洲到殖民地的航程已道盡奴隸販賣的不人道。把黑奴運送到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海上旅程要三到四星期，一直在熱帶中航行。當時不少奴隸在非洲國家被運送到英國販賣時，遭遇非常不人道的對待，與畜類無異，因此在船上死去的人實在不計其數。甚至在奴隸船上的英國水手的死亡率也達25%，那些船上的條件的可怕可見一班。
至於當時的宗教情況又如何呢？我們經常有一個錯覺，基督教是英國的國教，所以那時的英國人應大多是虔誠的基督徒，事實並非如此。特別因為歐洲之前發生的宗教戰爭，帶來生靈塗炭，很多英國人對「狂熱」的基督教都敬而遠之，整體而言，認真的信仰並不普遍，宗教也在萎縮。然而三位年輕人帶來轉機和戲劇性的改變，他們都是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進入牛津大學：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他的兄弟查理士衛斯理(Charles Wesley) 和George Whitefield，他們成立了一個小的組織，叫Holy Club，他們後來被稱為Methodists。他們掀起了一場宗教復興運動，而且出人意料的是，這場運動也直接和簡接導致了英國的社會和政治更新。威伯福斯和他的克拉朋聯盟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就是明證。
Whitefield經常在公開地方講道，很多時聚集的人群多達三萬人。在英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們的人生被改變，本來都心存苦毒的礦工被感動落淚、高聲歌唱。復興之火就像旋風，席捲全國。不單如此，Whitefield還十三次橫渡大西洋，到美洲佈道，最後一次在1769年。他一生講道達一萬八千次之多。我們以為教會領導應該會很歡迎他們的工作吧？剛好相反，聖公會的建制派對這三位復興家相當鄙視，一些媒體和反對宗教的人也憎恨他們。循道會的福音信仰亦處於社會邊緣，被主流社會鄙視，被認為是一種狂熱主義。特別因為黑人和女人都在福音復興運動中找到新的地位，這令一些人困擾。
威伯福斯所遇到的困難可想而知，很多英國人不一定很喜愛奴隸交易，但從現實利益角度卻認定這是必要的制度，他們相信如果廢除此制度，就會發生經濟崩潰。而威伯福斯的堅定對手包括強大的商業團體（和很多因而得益的個人和團體） 、殖民地勢力和很多上流社會成員（包括皇室）。在政治建制派內反對勢力更像牢不可破，而威伯福斯個人而言只是個其貌不揚的矮子(只有約五尺的身高，怪不得有人稱他為「小蝦毛」），體格相當瘦弱，疾病纏身，有一次差不多病死。他的福音信仰亦處於社會邊緣，被主流社會鄙視。至於文化方面，幾乎所以人都接受奴隸制度，只有極少數人認為奴隸交易是邪惡的。我們現時的一些人權理念，在當時只是一些崇高和抽象的道德理想，並不是公眾的共識，一些統治階層和政治精英對此更嗤之以鼻。更不要忘記那時發生了震驚全歐洲的法國大革命和其後的恐怖統治，還有奴隸的暴動和起義，和英法之戰，所以當時可的國際社會亦是充滿危機。這些都使他的政治努力困難重重。
就是在這種環境下， 威伯福斯在1787年開始在英國國會爭取禁止販賣黑奴，自此差不多每年都提出有關法案，但每次都失敗。然而他不屈不撓，經過二十年的努力，最後在1807年2月23日成功(剛好200年前)：283對16票通過！威伯福斯喜極而泣，眾議員則站立為他歡呼，掌聲雷動。然而這只是連場戰役的第一個回合，如何執行法例，防止黑奴的走私呢？以前已被賣為奴隸的黑人又何時得解放呢？英國放棄販賣奴隸，是否只會使其他國家（如法國等）得益？如何面對國際的販賣黑奴勢力呢？這些都好像移不開的大山，但威伯福斯繼續用了18年在議會爭取所有黑奴的解放，在1825年才退休。他的較年輕盟友和繼承人繼續奪鬥，終於在1833年7月26日，解放奴隸的法案通過二讀，三天後他與世長辭。
究竟威伯福斯如何達成這「不可能的任務」呢？讓我們重拾遺忘的歷史，無論從教會關社或人類文明和現代政治的發展而言，這都是重要的一頁。
威伯福斯的召命──英國癈奴運動的興起
英國的廢奴運動的主要源頭是宗教信仰，這是不少世俗歷史學者傾向忽略，但也不容否認的事實。約翰．衛斯理在 1774年寫了一本小冊叫《對奴隸制度的思考》，這是最早期公開反對奴隸制度的一個聲音，後來循道會在1780的大會強制他們所有海外的牧師都要釋放自己的奴隸。而英國最早期的廢奴委員會也是由六名貴格會友(Quakers) 組成。
其實威伯福斯對廢奴運動的獻身，也和他的福音信仰分不開。他九歲喪父，母親把他送到他的叔叔在溫布頓的家裡，他年少時在那裡已受到褔音派信仰的影響(如George Whitefield的宗教復興），也認識了約翰．紐頓。然而這種影響是短暫的，因為當時上流社會都不喜歡福音派，認為他們是宗教狂熱分子，所以威伯福斯的母親馬上把他帶回Hull，接受更為「正常」的教育，不久，威伯福斯也喪失了他的信仰，只是向著一般的世俗道路進發。
1776年10月，威伯福斯進入劍橋大學的St. John’s College，輕鬆愉快地渡過三年，沒有甚麼嚴重的墮落，但也沒有苦讀，反而很投入那裡的社交生活。1780夏天，21歲的威伯福斯參選 Hull的國會議席，原本勝算不大，但他的個人魅力和雄辯口才使他成功。(有人這樣形容威伯福斯的演講：「初初看他走到講台上時，只像一隻『小蝦毛』，但隨著他滔滔雄辯，他的身型好像一直膨脹，到最後他看起來就像一條大鯨魚！」)之後他在不同選區任議員共四十五年之久，包括於1784當選了約克郡(Yorkshire)議員。 1783年12月，他的好友畢特(William Pitt) 成為英國有史以來最年青的首相，當時只有24歲。
一個偶然的決定卻改變了威伯福斯的一生，1784年他與家人歐遊，邀請了以前劍橋的導師Isaac Milner同行，他不料到Milner竟是認真的福音派信徒，他初期也是認為只要作好人就足夠了，又何必去深究那些陳舊和深奧的神學教義呢？而且那些道理在現代的理性時代不是顯得過時嗎？然而與Milner長時間討論信仰，使他重新認信基督教的真理，他也感受到福音的呼喚和自己的罪污。經過內心兩年的掙扎，威伯福斯在1786的復活節把罪擔放下，守第一次聖餐。他經歷到神的恩典，感受到清晨的大自然好像在合唱一首讚美和感恩的詩歌。
自此威伯福斯的虔誠信仰就成為他一生的指導，他認真悔改歸主前不是甚麼壞人，也對黑奴的苦況略知一二和抱同情的態度，但他或許沒有想過會一生獻身這場鬥爭。信仰給了他新的異象和使命感，最近為他寫傳記的作家Eric Metaxas這樣說：「在1785年，他二十六歲，處於政治事業的高峰，在他身上發生了一些深刻和戲劇性的事情。可以這樣說，上帝打開他的眼睛，給他顯示另一個世界，這樣做幾乎是與他的意願相反的。威伯福斯看到上帝的真實──耶穌談到的天國…他看到所有男人女人都是照著上帝的形象被造，生而平等，所以都是神聖的。他看到所有人都是兄弟，而且都是他們兄弟的守護者。他看到我們一定要愛鄰舍如自己，而且我們想別人怎樣待我們，我們一定也要怎樣待他們。」 (Metaxas, p. xvi)
經過兩年，威伯福斯的使命感更為清晰和強烈，他在1787年10月28日的日記寫道：「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他明白我們「需要一位國家道德的改革家，他要在這地的高位揚聲，…正如衛斯理在大眾裡所成就的那樣。」他在1788年的日記中寫道：「我的道路，是公眾的道路。我的職責是在這世界裡；而我必須融入人群，否則就是離開上帝指派我的崗位。」
就是這個召命，驅使威伯福斯在1787年12月，在議會中宣佈他在1788年初就會提出廢除黑奴買賣的議案。這為英國的廢奴運動揭開序幕，威伯福斯開始時非常樂觀，在1788年1月寫信給朋友時還說對自己的勝利毫無懷疑，他可料不到前面的是漫長的鬥爭和幾許灰心和失落的經歷，支持著他的就是他從上帝領受的召命，當然還有他十年後才認識的太太Barbara Spooner和一眾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後世稱為克拉朋聯盟(Clapham Sect) ，因為他們有一段時間都住在倫敦以南的克拉朋。
路遙知馬力──癈除奴隸販賣的漫長鬥爭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恆拂亂其所為！威伯福斯剛提出廢除黑奴買賣不久， 1788年的2月到3月，威伯福斯突然病得很嚴重，醫生們認為他所有消化管道都已完全壞掉，應該命不久矣，然而他就是好了過來！這場急病沒有打擊威伯福斯的意志，他繼續提出廢奴的建議，反對派首先採取「拖」字訣，提出議會並沒有充夠的資料。最後，於5月9日，首相畢特作出正式決議，國會要對奴隸買賣作出調查。
民意的轉向
其實威伯福斯與他的同道已知道在這場鬥爭中，資料和民意都是關鍵。在1787年5月，克拉朋聯盟的中堅分子Thomas Clarkson已計劃了到英國的大小港口，直接登上奴隸船上去搜集證據。其實他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不少奴隸販子都並非善男信女， Clarkson的勇氣和毅力實在叫人敬佩。
在廢奴運動的首幾年，為了說服議員，威伯福斯等四出奔波搜尋虐待奴隸的證據，並用各樣宣傳手法將這些事實告知群眾。他們集合聲援人士的簽名，和發起杯葛由奴隸種植的糖。Clarkson走遍英國的大小市鎮，派發傳單，發起簽名請願行動，和舉行公眾集會。他也把支持廢奴的人組織起來，成立了不少委員會。他們的手法在那時相當前衛，到處攪群眾大會在當時可是激進的手法呢！威伯福斯的廢奴運動為現代民主社會的社會運動建立了一種典範，也進一步激發了英國社會進一步民主化。
一般英國人對奴隸買賣的可怕所知不多，這些事情畢竟發生在英國本土以外──海上和西印度群島等殖民地（英國本土的黑奴數目不算太多）。然而經過威伯福斯等人的努力後，在幾年之開，反奴隸制的宣傳資料（如海報）到處可見，如其中一張有一個黑人像，且寫上幾個字：「我不也是一個人嗎？」(Am I not a man?) ，杯葛行動也相當成功。支持廢奴的人民聲音愈來愈響亮，不同地方的簽名請願如雪花似的到達議會，在1792年4月2日 ，威伯福斯再次提出廢奴議案時，呈交下議院的請願名單就有519個之多。民意的轉向的確令廢奴運動聲勢浩大，而且威伯福斯等搜集的證據和民意也說服了不少議員。然而反對廢奴的勢力在議會仍是大多數，所以他提的法案還是連續數年被否決。
考驗的歲月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廢奴運動卻走進低谷。關鍵原因就是在1789年發生的法國大革命，它高舉人權，呼喊「自由、平等、博愛」，但慢慢演變成暴民政治和恐怖統治。1793年1月，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六被群眾送上斷頭台，法國且在2月向英國宣戰。在這段非常時期，一些革命勢力和思想的確也開始滲透英國，不少政治家都懼怕同樣的革命或恐怖事件會在英國發生。在這種氛圍下，高舉人權和平等的人都受到懷疑，若有人不幸被標籤為法國的朋友，就更會被視作英國和英皇佐治的敵人。
很自然，廢奴運動所遇到的阻力也愈來愈大，其實議會在1792年也通過了一個逐步廢除奴隸買賣的決議，但1793年的下議院拒絕確認和執行這決議。畢特以首相的身分也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國家安全上，多於廢奴法案。然而威伯福斯沒有放棄，還是年復一年的提出這議案。不幸的是，屢敗屢戰的結果還是屢戰屢敗。其實有一年威伯福斯也非常接近成功，他的法案在三讀時以74票對70票落敗，只差五票，但當時他的十多個支持者竟然去了聽歌劇，而沒有去投票！
年復一年的挫敗，也實在叫人灰心喪志，就連廢奴運動的急先鋒Clarkson也受不了，於是他從廢奴運動抽身出來，達十二年之久──這樣的鐵漢也灰心，可見當時戰況的慘烈！威伯福斯卻不敢違背從天上來的異象，他在1796年仍然寫道：「若上帝喜悅讓我得著這榮譽，我願意成為制止如此邪惡和殘酷的行為的工具，從來沒有一樣事情使一個基督教國家如此蒙羞。」然而反對派每年都勸威伯福斯不要激進，一切都等戰爭過去再說云云，再加上每年的挫敗，威伯福斯也疲倦了，也想過放棄，甚至想完全退出公共領域。幸好垂垂老矣的衛斯理和紐頓繼續支持和鼓勵他。
勝利的來臨
雖然當時的外在環境看來艱難，但今天我們回首前塵，可看到威伯福斯等人的持久努力已在英國人的心田播下種子，到了時候就會開花結果，這故事清楚告訴我們堅持和基礎工作的重要性。其中一樣就是廢奴運動的資料已傳遍英國，逐漸發揮影響力。威伯福斯還創辦了一份有質量的雜誌Christian Observer，這可說是克拉朋聯盟的機關刊物，對廢奴思想的廣傳作出貢獻。
再者，威伯福斯的四個兄弟們也透過選舉進入了議會—Thornton、Babington、Smith和Grant，他們人數雖然不多，但卻愈來愈有影響力。由1800到1803年，威伯福斯停止了提出廢奴法案，但在1804年，他們捲土重來，重提議案。1806年1月，畢特逝世，William Grenville繼任首相（他也是上議院成員），他是廢奴運動的熱心支持者，而另一位盟友Charles Fox則任外相，在政府內閣裡，支持廢奴者首次佔大多數。1807年時機成熟了，英國社會的革命恐慌也成過去，威伯福斯再次提出法案，最後在1807年2月23日成功！
持續的鬥爭
雖然法案通過了，但威伯福斯的戰役卻還未結束，非洲的海岸還是充斥著走私黑奴的船隻，而很多英國的奴隸販子甚至掛上其他國家的旗，以作掩護，而且仍有五十萬的奴隸在西印度群島面對殘酷的對待。威伯福斯等沒有被勝利衝昏頭腦，法案通過了還不足三個禮拜，他們就成立了非洲協會(African Institution) ，本來這組織的目的主要是提昇非洲的文明，但後來還是要把精力投放於1807法案的執行。在1810 年，威伯福斯等取得一個重大勝利，議會通過法案，使販賣奴隸成為嚴重罪行，最高刑罰可被判流放到澳洲的Botany Bay十四年！
英國皇家海軍也積極在非洲的海岸巡邏，堵截販奴船集。(其實直到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海軍還要擔任這任務，雖然那時奴隸販賣已差不多絕跡。）其實這些工作都不能為英國帶來甚麼利益，若不是威伯福斯等人大力推動，英國政府也不會履行這些純道德上的義務。為了打擊走私奴隸，克拉朋聯盟的法律專家James Stephen提出一個方案，就是要為西印度群島的每個種植場的奴隸進行正式登記，這樣才可讓他們分辨誰是走私進口的奴隸。當然，這個計劃面對很大的阻力，也因著很多因素，威伯福斯等沒有馬上爭取一個全面的登記法案(Registry Bill) ，但他們的逐步爭取還是發揮作用。
1812年1月，那時的首相Perceval發出指令──這也是Stephen草擬的，要為千里達(Trinidad) 的奴隸進行正式登記。後來不少殖民地的立法機關也自行通過自己的登記法案。1819年，英國政府決定在英國本土為所有殖民地的奴隸建立一個登記處，這個登記法案在1820年1月1日正式生效，這也為最終的勝利鋪路。一方面這令廢奴法案能有效執行，另一方面登記意味著大量調查和數據，而這些資料所顯示的可怕真相，就成為了後來爭取解放黑奴的有力武器。
終極勝利──由國際社會廢奴到黑奴解放
國際社會禁止奴隸販賣
英國雖然在1807年廢除了奴隸買賣，但歐洲列強卻還是依然故我，若然只是販子的國籍改變了，對非洲的黑人又有甚麼實質幫助呢？威伯福斯等人當然可說他們已盡了自己的責任，而且也管不了其他國家，但他們對黑奴真誠的關注讓他們不能這樣推搪，於是1807後他們積極在國際層面積極推動廢奴。不消說，這是極度困難的工作。
幸好當時英國國勢強盛，而英國政府的領導人基本上同情威伯福斯的異象，而威伯福斯本身在國際政壇上也開始建立了良好的名聲，例如俄國沙皇就非常欣賞威伯福斯。威伯福斯等用盡了各樣方法(包括威伯福斯親自寫信給沙皇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終於在1810年使葡萄牙作出重大讓步，而瑞典也在1813年完全廢除了奴隸販賣。但最棘手的是另一個世界強國和英國的對手──法國。
1814年，拿破崙終於走上末路，在1812他在俄國打敗仗，1813年在德國和1814年在法國本土也接連敗北，被逼投降，英法之戰終於結束，前後達22年之久。十萬盟軍進入巴黎，當中包括由沙皇帶領的六萬三千俄軍。拿破崙退位，被流放於Elba。戰後列強在巴黎召開和會，英國的代表是Castlereagh，克拉朋聯盟也派了Macaulay去巴黎，特別要爭取廢奴。然而法國由於戰爭原故已不涉足奴隸販賣一段時間，現在又那會輕易放棄奴隸販賣的龐大利潤呢？所以他們堅決不肯讓步，到最後英國代表只能爭取到法國承諾逐步廢奴。當Castlereagh回到英國議會報告時，大部分議員都認為這已是重大勝利，作出歡呼，唯獨是威伯福斯站起來一盤冷水倒在他們頭上，他指出如此空洞的承諾基本上作用不大，若黑奴仍然在那裡受苦，他們又怎能歡呼呢？
這件事看出威伯福斯的堅持和真誠，他真正從黑奴的苦況出發，決不會滿足於一些表面的勝利。然而列強還會在維也納開第二次和會，威伯福斯等為了確保英國代表要堅持立場到底，發起了另一次民間請願運動。在1814年六七月之間有接近八百個請願到達下議院，簽名人數差不多有一百萬，這可是當時英國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政府和議會也為之動容，因此，英國駐巴黎大使威靈頓(Wellington) 和外交官Castlereagh在維也納和會上寸步不讓，堅持國際社會要同意廢奴。
然而法國的態度還是相當敵對，那時掌權派（Royalists）清楚記得支持廢奴的不就是之前的革命派嗎？到最後法國只肯作非常有限的讓步。雖然如此，威伯福斯還是鼓勵Macaulay：「我們已有收獲了，上帝是與我們同在的。」就是在這關鍵時刻，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拿破崙從Elba逃回法國，謀求復辟，他竟然宣佈要立刻和全面廢奴（他這樣作的原因不太清楚，不同歷史家有不同說法）。當然，英國軍隊很快就把他趕下台，使路易十八復位，但這一個折騰，法國最終沒有推翻拿破崙的廢奴政策。就是這樣，在1815年7月， Castlereagh能這樣向威伯福斯報告：「我很滿意地告訴你，我們長久渴望的目標已達成，…在法國的所有屬土上，會無條件和全面禁止奴隸販賣。」
黑奴最後的解放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威伯福斯已年過六十，垂垂老矣，他本來身體就不強壯，現在由於長期服用鴉片(為了治療腸胃病，不是吸毒！），身體出現很多毛病，例如有嚴重呼吸困難。然而克拉朋聯盟的兄弟們沒有忘記他們還有一場最後的戰役，就是所有黑奴的解放。在這情況下，他們感到要為威伯福斯找尋接班人，到最後，這榮譽臨到Thomas Fowell Buxton身上，他也是一位福音派的獨立議員，而且年輕力壯(1786年出生) ，充滿幹勁。1821年5月24日，威伯福斯寫信給Buxton，正式把領導的位置交給他。(四年之後，1825年2月22日，威伯福斯正式宣佈退出政壇。)
接著的幾年，兄弟們再接再勵，向著他們的最後目標進發。威伯福斯在1823年3月出版了Appeal to the Religion, Justice, and Humanity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Behalf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West Indies，呼籲英國人民支持黑奴的全面解放。同年，他們創立了倫敦反奴協會(London Anti-Slavery Society) ，和出版了Slavery Delineated的第一卷，他們也創立了Anti-Slavery Monthly Reporter，大概每個月出版兩次，由1825年6月到1936年7月，總共出版了113期。Macaulay是主要的編輯和作者。就是透過這些書和刊物，他們不斷提供了關於奴隸買賣最新的詳資料，這為解放黑奴的戰士提供「彈藥」，也對公眾和政府發揮巨大影響。有辦過刊物的人都明白，十多年這樣的辛勞和不懈的努力，實在需要超人的精力和毅力。
Clarkson以63歲的高齡重新歸隊，他後來說：「在1823年我走遍英國，激發人民支持我們偉大的事業… 我成功地組織了差不多200個委員會，成果就是數以百計遞交議會的請願… 我走了差不多3,000英哩，離開家差不多整整一年。」 經過十年的宣傳和動員，三十年代初可說是最後衝刺期，1830年是關鍵的一年，反奴協會每年有大會，兄弟們邀請威伯福斯重出江湖，在他們的年會中演講，當天有不少群眾出席，各路英雄再次齊集在威伯福斯身邊，也包括有新一代的廢奴運動家（他們後來且採用更前衛的宣傳手法）。
1833年的議會將會在5月辯論解放黑奴的法案。在這時候，簽名請願的人數已達一百五十萬。1833年4月12日，威伯福斯再次出席一個公開集會，作最後一次公開發言，他身體雖然已軟弱不堪（這是他去世前的三個月），但往日的神采好像回到他身上，他的發言鏗鏘有力，當他剛好作出總結時，一縷陽光射進大堂，威伯福斯驚嘆：這是從天上來的光芒，預告他們的成功。他支持政府對奴隸主作出補償，認為當務之急還是實際地使黑奴重獲自由，並免除他們的痛苦。
1833年5月，Lord Stanley提出動議，六天後通過一讀，7月26日通過二讀，而支持者佔絕對大多數，所以三讀的通過已是可以預期的。所有英國屬地的黑奴會在一年後解放，而奴隸主得到的賠償總數達二千萬英鎊（這大概是市價的一半）。威伯福斯一生夢寐以求的目標終於達成，三天之後，威伯福斯與世長辭。當晚威伯福斯對他的兒子說：「我感到非常辛苦。」亨利回答：「是的，但你的雙腳已穩站在那磐石上。」威伯福斯說：「我可不敢說得如此肯定，但願如此。」這是他最後的說話，仍然流露著他一生的謙卑與信心。
8月3日，威伯福斯下葬西敏寺，當天所有公營事業都休息，而所有國會議員都出席他的葬禮。很多載著悼念民眾的馬車擠滿到西敏寺的路上，而附近的路傍站滿大量市民。1834年7月31日，八十萬的奴隸重獲自由，這不單是英國或非洲歷史中重要的一頁，也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里程碑，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兄弟們的功勞實在難以估計。
整全使命──威伯福斯的社會關懷、文化使命和宣教使命
有些人只聽說過威伯福斯如何解放黑奴，但不知道威伯福斯關懷的事情其實多的是：社會改革，扶貧，教育，慈善，道德重整和宣教，他在這些領域裡都有重大貢獻，有時我真的奇怪，他哪裡來這麼多的精力和時間？有一點我卻可以肯定，就是他對福音和教會使命的整全性有深刻的體驗，他不會糾纏於今天自由派與基要派的爭辯，也不會墮入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二元對立的陷阱。他致力彰顯的是耶穌基督那整全的福音──對人的身心靈、個人和社會層面都作出全面的關懷。
威伯福斯的社會改革
當時英國的民主制度雖然已略有規模，但還有不少毛病，如貪污凟職等。1809年，威伯福斯支持Curwen提出禁止售賣議席的法案，縱然在1817年國家經歷困難，他仍然支持溫和的議會改革。當時透過賄賂而獲得東印度公司的職務是普遍的做法，另一位克拉朋聯盟的成員Grant在議會提出措施防止。這些例子顯示他們清廉正直的作風，而且有決心整頓政治這潭污水。
威伯福斯支持刑法和監獄的改革，他們認為當時的嚴刑峻法實在過於血腥和野蠻，例如當時會公開吊死犯人，有時屍體更會公開焚燒，而這些都成為了鬧哄哄和喝醉了的群眾的娛慶節目。克拉朋聯盟一直反對這些做法（公開吊死犯人的做法最後於1868年後廢除）。1819 年，威伯福斯在下議會慷慨陳辭，指斥當時的刑事法過於嚴厲。當時很多罪行都可被判死刑，威伯福斯就支持在某些項罪行上廢除死刑。
威伯福斯還支持不少前衛政策，例如他致力幫助打掃煙囪的孩子，和改善工廠情況，威伯福斯在1802年連同Sir Robert Peel成功爭取到第一個「工廠法案」。他們對其他宗教持開放和寬容態度，並堅決反對鎮壓異議的少數，在不同場合維護他們，和反對歧視他們。例如在1813年，威伯福斯就爭取天主教徒也能進入議會。
威伯福斯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那時英國社會的腐敗是由上層開始的，十八世紀的英國貴族非常自私，毫不顧念下面階層的生活和困難。法國在革命前那些富人和貴族的奢華和敗壞已是眾所周知的，而英國的上層社會其實也不遑多讓。難能可貴的是，威伯福斯和他的好友不少都出身上層社會，也相當富有，但他們沒有感染到他們那階層的腐敗和冷漠，相反他們不單獻身社會各樣改革，更身體力行推動慈善工作，甚至個人付出沉重代價也不足惜。
克拉朋聯盟直接或簡接促成很多扶貧組織的成立，如1796年威伯福斯協助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的成立，後來任其副會長。John Thornton則創立了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Persons Imprisoned for Small Debts，當時的債務法相當嚴厲，很多不幸的人因著小額債務也會被監禁，這組織在五年之內共釋放了14,007人。還有不同組織為各種人士爭取福利：打掃煙囪的孩童，盲人，單身母親，士兵，水手，因戰爭喪夫的寡婦，其他少數族裔（如德國人、俄國人等）。威伯福斯也關心動物福利和創立孤兒院。
據估計威伯福斯曾同一時期內積極支持69種慈善事業，他且把自己收入的四分之一捐給窮人。今天我們或許會批評他們，他們只是同情窮人，卻看不到制度上的不公平，也沒有作制度上的改革，以根治貧窮的問題。Howse也承認「他們有他們的限制」，但指出「在他們的限制內，他們所作的努力是英勇的。」 (Howse, p. 124)
Hannah More是威伯福斯的好友，她也是英國的著名作家。有一次威伯福斯探訪Mendip Hill的village of Cheddar，看到那裡的人生活貧困，於是他鼓勵More去幫助他們，並承諾財政支持。於是她開始了Mendip Schools，為貧苦兒童提供教育，有一段時期有一千個學生，遍佈75平方英哩的地域。
威伯福斯不單支持當時興起不久的主日學運動，也熱心支持各種教育工作。由1802到1804年，威伯福斯等作出了第一個聖公會的小學教育計劃。John Venn是第一個創立教區學校的神職人員，在Sierra Leone的殖民地裡，Macaulay則努力推動普及教育和熱心支持倫敦大學。Grant在印度開始了一所訓練印度公務員的學院。對比起來，畢特的政府就不關心普及教育，那時不少上流社會的人認為若為勞工階層提供教育，只會讓他們有能力闆讀煽動性小冊子和反基督教的書，也會令他們對上級無禮。然而當其他人支持愚民政策時，威伯福斯對自由卻抱堅定的信念， 他於1819年在下議會宣告：「假若自由是人民的命運，那我們一定要使他們有合宜的條件去享受自由。」 (Howse, p. 99)
威伯福斯的文化使命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今天關心社會的基督徒往往分為兩派，「右傾」的通常信仰保守而且關心道德和家庭價值，而「左傾」的往往信仰開放並且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那究竟威伯福斯是左傾還是右傾的呢？我們看到以上這種二分法對他是不適用的，他信仰保守但同時富開放精神，他極度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但也同時關注道德和家庭價值。(當然，以上那種二分法就算用在今天其實也不對。）事實上，威伯福斯的使命在他的日記本就說得明白：「全能的上帝把兩個偉大的目標放在我面前：廢除奴隸買賣和移風易俗(指社會道德)。」他從來就把公義與道德放在一起，並行不悖。
在他提出廢奴那年──1787年，他同時推動道德改革的工作。他記得英皇佐治在27年前登基時曾發表「鼓勵敬虔和德行，防止邪惡、凟神和不道德行為」公告。 (The Proclamation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Piety and Virtue and for the Preventing of Vice, Profaneness and Immorality) 於是他支持英皇重新這個公告，而且趁這時刻在民間各地成立「支持英皇公告協會」(proclamation societies)，以支持和實行英皇公告為任務。他認為社會的領袖也應有責任成為道德模範，於是他尋求國家和教會領導人對這些協會的支持，為的是要使「私人」的道德也成為公共的關注。不要以為以前的社會都自然是保守的，其實在當時威伯福斯這個想法也面對不少嘲笑和怒斥，就如今天一樣。最後這些公告協會被稱為「防止邪惡協會」(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 (它們可說是十八世紀的明光社！）
威伯福斯關注的道德問題也很廣泛，例如反對酗酒。當時酗酒不單是社會問題，甚至在議會裡會都相當普遍，就如首相畢特(Pitt) 一般而言都有良好儀態，也有一次醉倒在議會大樓的地上。這問題對窮人的殺傷力更嚴重，那時不少低下階層的媽媽甚至為了買醉而置自己嬰兒於不顧。這些問題存在已差不多一個世紀，引致社會的敗壞。而窮人的生活既困苦又沒有希望，然而無論是私人組織或政府都漠不關心。
威伯福斯也反對獵牛遊戲(bull-baiting)：狗和牛的惡鬥的民間風俗，有時會用熊去取代牛，那叫獵態(bear-baiting)。人們會特別飼養凶猛的狗去參與遊戲，這就是為何這種狗叫bull-dog。首先要把牛的蹄都切除，那它只能靠它傷殘的四肢去支撐沉重的身驅和抵擋猛狗的襲擊。當時的英國假日的主要節目就是一面喝酒(最普遍的是gin)，一面看著公牛或熊被猛狗追殺。我們今天都會認為這樣虐徒動物，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殘酷行為，但當天的上層社會認為這些野蠻的娛樂能為低下層的情緒提供不可少的渲洩途徑。有些人甚至認為一旦民眾缺少了這種娛樂，他們就會受到循道會或法國大革命等激進思想影響，而且後者會教導他們閱讀，而這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他們認為正正因著民眾目不識丁，雅各賓的革命思想才難以在他們當中傳開。
當時娼妓的問題亦非常猖獗，在倫敦，最少有四分之一未婚女士都當娼，她們的平均年齡是16歲！可見雛妓在當時非常普遍和受歡迎。也有很多十多歲的媽媽為了賺錢買酒喝而賣淫，威伯福斯深惡痛絕這等歪風。克拉朋聯盟也反對賭博，例如當天甚為流行的彩卷。當在1807年威伯福斯成功爭取廢奴後，他有點開玩笑地問戰友Henry Thornton：「享利，我們接著要廢除甚麼呢？」Thornton看不出這是戲言，很認真地回答：「我想是彩卷吧。」妓院(和賭場)當天也同樣是罪惡的溫床，但每年它們都可以順利得到牌照，政府根本不理會。現在在各地成立了的防止邪惡協會，為了遏止這問題，它們會自行提出控訴，這樣就使問題即時解決了。 (Metaxas, p. 83) 威伯福斯也支持禁制不雅刊物。
威伯福斯也提出要禁制私下決鬥(dueling) ，這在當時是解決衝突的流行方法，其實威伯福斯的對手不時都會對他提出決鬥的挑戰，只是他一概不理會，但他的好友和首相畢特就曾進行過私鬥，因著這問題兩個人的友誼也曾受到考驗。
威伯福斯亦提倡要守安息日，在1794年威伯福斯曾提出相關的法案，但後來他放棄用法律去強制，而改用志願團體去提倡。他也曾提出法案禁止星期天的報紙──這在當時相當流行。我們從今天的角度可能覺得威伯福斯的要求或許過高了，又或許過嚴而適得其反。然而正如Howse指出，只是因為這種不願妥協的堅持（安息日是聖日，不能工作），使工人免於一星期七天工作的壓逼，讓他們有喘息的空間，也是這一天的閒暇令普及教育成為可能。「不用勞動的星期天，是現代社會進步最初向前的步伐之一。」 (Howse, p. 123) 再者，無數教育和慈善的組織都在安息日推動事工，它們幫助工人們學懂閱讀和思考，也教他們如何宣傳和組織。它們令他們免於醉酒，和學懂團結。若沒有這些基礎，現代強勁的工會運動根本不可能出現。(Howse, p. 123)
威伯福斯關注道德，他希望把文明和自尊重新帶進一個走向邪惡和敗壞的社會，他認為敗德的行為是病徵，顯示更廣泛和深層的社會問題。 (Metaxas, p.85) 他明白英國的社會敗壞和奴隸的邪惡都標誌著精神的腐朽，根源就是因為他們拋棄了他們的文化和精神傳統──基督教信仰。例如英國有一個照顧窮人的濟貧院或養老院等傳統，最早可追溯到十世紀，這源自基督教，但這些優良的傳統在當時差不多已完全消失。 對威伯福斯而言，關注黑奴和關注道德兩個使命是不可分開的。
威伯福斯提倡限制飲酒、詛咒和星期天賭博的法例，打擊淫褻物品的出版和打擊酗酒。然而他這方面的工作碰到不少問題和困難，相對而言熱心支持者較少，而且也要面對冷嘲熱諷。Earl Fitzwilliam嘲笑威伯福斯，認為道德敗壞本來就是國家繁榮的自然後果，他說：「假若我們每一個人連花在家外的敗壞事情上的一毛錢也沒有，我可以承諾我們可以在家中迅速回歸純潔的道德。」 另一個貴族的說話更有威嚇性：「噢，你希望成為人民的道德改革家，那你就要看看那裡：那就是這些改革家的下場。」他手所指著的是一幅釘十架的畫。 (p. 86) 又例如在1822年就有一個卡通，諷刺威伯福斯過於保守和「道德主義」。(這令我想起吳志森對「性潔癖集團」的批評，兩者如出一轍。）
誠然，「移風易俗」的使命是吃力不討好的，他們在這方面的成果也沒那麼顯著，畢竟叫別人改變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絕非易事，例如當時彩卷和私鬥都廣為民眾接受，威伯福斯用了二十年爭取彩卷的廢除，但還是沒有成功。我們看到威伯福斯等就算在一些看來不大成功的事業上，也能逆流而上和堅持到底，可見他們有崇高的理念和原則，然而他們的工作真的都是徒然嗎？絕非如此！他們提高了社會的道德水平，這一來敗德的行為就算不能禁絕，但最少不顯得那麼理直氣壯，甚或顯得不光采。例如私鬥到了後期最終被禁止了，威伯福斯等的努力所產生的氛圍是一個重要原因。事實上有一些事情是經過一兩個世紀才能改變，很多人想不到福音派的威伯福斯可說是當代動物權益運動的先驅呢！
他們開始了一場全國性的道德重整運動，這顯著地緩和了不少社會問題，如罪案、、騷動、破壞秩序的行為、殘酷的娛樂節目等。整體而言，在十九世紀的最初二十年間，英國工人階級的行為問題有顯著改善，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更有尊嚴和合乎道德。Howse指出，在移風易俗的過程中，或許那些道德改革派也不免犯錯，然而他也同意他們所做的東西也有逼切需要，他們勇於面對社會的邪惡，而那些批評者卻往往對這些問題視若無睹，一根指頭也不動。 (Howse, p. 119) 所以，以後數代欠克拉朋聯盟的，往往被嚴重低估。(Howse, p. 124) 他們當然不能根絕所有邪惡，但如John Pollock所言：「他使善良成為時尚。」
威伯福斯也重視家庭，每天有兩次家庭禱告時間，在安息日也與家人一起。他後期減少了在議會的參與，為的就是要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這在今天看來完全是平平無奇，但其實與當時的文化大相逕庭。他的榜樣帶出一個很有力的抗衡文化訊息，這長遠影響了英美兩地，使家庭和父親的重要性成為一個典範。
威伯福斯的宣教使命
威伯福斯對社會的關懷源自信仰，他自然也關心信仰在社會內的宣揚，和海外的宣教。他於1797年4月12日出版了A Practical View of the Prevailing Religious System of Professed Christians, in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in This Country, Contrasted with Real Christianity，初期只印了500本，但數天內就賣光。六個月內，這本書翻印了五次，共賣出7,500本。到了1826年，此書在英國已發行了五版，在美國則有二十五版，且被翻譯成法文、荷蘭文、意大利文、西斑牙文和德文。這書標誌著福音信仰在上層社會開始有影響力。
在書中，威伯福斯力陳正正因為基督教被吸納進英國社會的建制裡，當大家都視它為當然時，也同時把它忽略了，所以縱使有不少人回教堂，但真正的基督教差不多已成絕響。他呼喚英國悔改，重拾真誠的信仰。就算像Edmund Burke那樣的人物在臨終前也因著此書得到安慰。這本書可說是威伯福斯親身作的文字宣教，而且他也有與平民百姓談信仰，作個人佈道。
威伯福斯等很重視文字工作，並且特別針對中下層和勞工階級。在1792年，克拉朋聯盟的姊妹Hannah More出版了Village Politics小冊子，很受低下層歡迎。她接著推出了一系列平價單張(Cheap Repository Tracts)，一便士一本(要補貼很多錢），每月出版。在第一年就賣出近二百萬本。雖然這系列在1798年停刊，然而這系列的成功證明當時存在一個熱切渴求平宜宗教讀物的龐大市場。More寫了很多宗教和道德的單張，對信仍於普羅大眾的滲透，作出很大貢獻。
1799年，宗教單張協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 成立，威伯福斯等雖沒有直接關係，但有大力支持。而且是威伯福斯的Practical View改變了Leigh Richmond，而他正是這協會的最多產作家。那時的雜誌也相當昂貴，克拉朋聯盟在1802年1月創立了Christian Observer(一先令一本) ，這有長期的影響力，特別在福音派圈子內。1804年3月7日，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正式成立，Granville Sharp任主席，克拉朋聯盟大力支持。後期Lord Teignmouth長期獻身其中，而Macaulay的貢獻則最大(1825年被選為終身榮譽監督）。這事工對主日學運動提供巨大支持，也對早期到印度的宣教士幫助很大：派發聖經和翻譯聖經。黑奴解放後，它共送出十萬本附詩篇的新約全書給重獲自由的黑奴作禮物。在首十五年內，共派發了近二百五十萬本聖經，這對整個福音信仰運動幫助很大。再者，因為它的目標簡單明確，不同宗派的基督徒都能合作，這在當時是罕有的。
另一個威伯福斯的重大成就，就是爭取到派宣教士到印度。當時有一條存在已久的法律，禁止宣教士進入印度。這是因為英國政府並不鼓勵宣教，而當時的英國教會也不重視宣教。統治印度的基本上是東印度公司，它透過對人民的剝削，獲得巨大利潤，所以它並不喜歡被人提醒印度人也是有尊嚴的。對他們來說，牧師或宣教士都是會攪麻煩的。例如那時在印度英國人可以聚多個未成女的女童為妾，一個英國紳士人就聚了十六個之多！這其實與合法的兒童性奴分別不大，而這也是基督教反對的。威伯福斯正正認為英國對印度人的剝削，就是除了奴隸販賣外，最使英國蒙上道德污點的事情。
東印度公司的憲章二十年才在議會修改一次，1793年克拉朋聯盟首次爭取改憲失敗，但同年John Shore被委任為印度的總督(Governor-General) 。那個時候貪污的風氣非常盛行，但Shore縱使面對貧窮，也能保持正直不阿。1794年，Charles Grant任東印度公司的主管。這兩位都是克拉朋聯盟的兄弟。1799年4月12日，倫敦宣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成立，但到印度的宣教工作仍然困難，因為一直沒有志願人士。 (William Carey和John Thomas是兩位浸信會的宣教士，他們在1793年11月已到了印度，但他們沒有東印度公司的正式執照。) 直至1802年，Henry Martyn願意投身服侍，1805年他到了印度任東印度公司的牧師。
另一次修改東印度公司的憲章的時機是1813年，這之前兩年克拉朋聯盟已積極為這場政治鬥爭準備，一如以往，他們認為要直接訴諸民意，於是他們做了大量教育工作，而且鼓勵人民請願，到最後有837個請願到達議會，超過五十萬名字。在這樣的課題上有如此強大的民意，實在令議員們印像深刻。1813年6月22日，議會的辯論開始。一些人認為印度人就如奴隸一樣是低等的，所以可以任意對待，就如印度的「賤民」。反對者最多只願意為印度的白人成立聖公會。
但威伯福斯不認為如此，他認為每個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都是有尊嚴的。威伯福斯不是提議要把基督教信仰強加於印度，只是說它應被容許。威伯福斯滔滔雄辯，指出印度人民所受的苦，例如一個與基督教信仰衝突的風俗就是妻子的殉夫，當時在Bengal一個省內，每年就有一萬女性被活生生燒死，當中還有許多是未成年的。還有種姓制度，殺嬰和殺害年老人／病人的風俗，都使人民受苦。
威伯福斯認為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幫助印度人民，因為基督教的精神就是要保護貧窮和被欺壓的人，並且尊重和相信客觀的正義標準，他相信這些都會緩和深植印度文化中的種姓和性別歧視，特別是窮人和無權者會得益。他特別指出殺嬰的罪惡在古代如此普遍，它的遏止，不是哲學或文明的功勞，也不是因為藝術或生活水平的進步，而是基督教信仰。因此，不單為了印度人的永恆幸福，就算為了他們今生的幸福，都應讓印度人有機會聽到基督教的教誨。(威伯福斯也反對印度的偶像崇拜，因為在印度諸神中怎麼樣的罪惡都找到支持。 “Their religious system is one grand abomination” ：威伯福斯用如此強烈的字眼譴責印度的宗教）！
最後，威伯福斯的建議以89對36票通過，不單在印度成立聖公會，也爭取到給印度教育的基金。這一切差不多是克拉朋聯盟一力促成。我們不可低估這事件的重要性，這不單影響了亞洲宣教工作的發展，也標誌著英國對待其他人民的態度的轉變。貫穿這法案的精神就是反對剝削其他人民──縱使他們是殖民地的臣民。但它也沒有提倡家長主義，它主要是要確立所有印度人的完整人性和平等尊嚴。廢奴運動確立了金律等基督教原則不單要用在私人領域，也要應用在公共領域。同樣，這個法案走出了歷史性的另一步，就是確立了金律不單可用於一個國家內部，更可成為衡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的標準，這可是歷史上的創舉。(Metaxas, p. 233) 當然，我們不可過分美化英國人作為殖民宗主國的行為，誰有權力時能完全抗拒濫權的誘惑呢？令我們驚奇的是，英國人一般而言，沒有過分濫用權力，對殖民地人民有基本的尊重，甚或給他們高度的自由，我們作為香港人的確可對這點作見證，但我們有沒有想到其實我們是託庇在威伯福斯於1813年提出的原則下呢？
從威伯福斯的個案反思公共宗教與公共理性
宗教在自由和多元化的社會中應擔任甚麼角色呢？這是一個很富爭議性的課題，因著「宗教右派」的興起，一些自由主義的者特別對基督教有戒心，他們認為信仰是私人的事情，宗教不應在公共領域中擔任重要角色。一旦宗教介入分共領域，只會帶來分化甚或「神權政治」（如布殊的當選）。在美國，一些自由主義者更認為政教分離意味著基督教的象徵和語言都應在公共領域中(如學校、法庭、街道等)完全消失。而且當基督徒要參與公共領域時，不應只基於他們的宗教思想或價值，而應建基於「公共理性」──公共社會所能接受的理性論證，不然就是強加一己的價值於多元社會上，而這樣做是違背現代自由社會的精神的。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在其他文章有更詳盡的討論，在這裡只是想透過威伯福斯的例子，反思這種公共理性的要求，是否真的合理呢？首先我們要指出，威伯福斯為了支持解放黑奴，的確曾用盡各樣論據（包括經濟觀點），但他最終訴諸的還是信仰和神聖的道德。他這樣說：「政策本身並非我的原則，我不會因我這樣說而羞愧，因為有一個超越所有政治事物的原則。當我思想『不可殺人』的誡命，並深信它有神聖的權威時，我又如何有膽量用自己的理性與之對立呢？再者，當我們思想到永恆和所有人類行為未來的後果，此生又有甚麼東西能令我們違背自己良心的原則，正義的原則，與及宗教和上帝的律法呢？」(Metaxas, p. 136)
透過這歷史個案，我們也看到「公共理性」沒有甚麼永恆的本質，在不同時代可能有不同的內容。其實按當時的公共理性，威伯福斯所爭取的是不切實際的，一位反對者說：「威伯福斯先生，你不應該預期這種措施能通過. …你和我都有足夠的人生體驗，讓我們明白人們是不會被一些抽象的論證影響，而作出損害自己利益的行為。」(Howse, p.60) 很多人甚或認為威伯福斯的訴求是不合理性的，他們認為若廢除了奴隸制度，英國的經濟是會崩潰的。不少人認為威伯福斯所做的是基於宗教狂熱，只會擾亂公眾秩序，如墨爾本(Lord Melbourne)便對威伯福斯說：「當我們容許宗教侵入公共生活時，事情便演變成相當大的困局。」(Metaxas, p. xix) 假若威伯福斯聽了這勸告，我們今天的世界會是怎麼樣呢？所以我們固然不可不察宗教對政治的潛在危害，但威伯福斯的具體歷史例子告訴我們，宗教也可以是促進自由精神的巨大推動力。對公共宗教的一刀切禁制令，只會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兒倒掉。
1833年，Lord St. Vincent警告上議院，不能以「正確」為名去推翻已建立的秩序。他說：「一旦我們容許那抽象正確的楔子(the wedge of abstract right) 插進社會結構的任何部分，這結權就會全盤瓦解。」(Howse, pp. 176-177) 可見那時被視為可在公共應用的原則主要是商業和國家利益，不單是宗教，就算是人性、人道和人權等思想都並非公共！Earl of Abingdon回應威伯福斯時說：「人道只是一個私人感覺，而不是我們可用作行動基礎的公共原則。」 (Howse, p.31) 這很清楚談到公與私的分別，反映那個時代的一些主流看法。
從今天的角度看，威伯福斯是人權運動的先驅（爭取所有人不受奴役的人權），而不少人認為人權是公共理性的核心內容。然而當天威伯福斯其實並不多用「人權」的語言，他用的更多是道德和宗教的語言。他也沒有嘗誠用理性去證立人權，他相信人權和維護人權，就是因為他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假若叫他抽離宗教信仰再考慮，他可能找不到好的理性理由去支持人權。今天大大不同，的確人權好像已成為「公共」的語言，也好像很合理，但為何有這個改變呢？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威伯福斯建基於自己的堅定宗教信念，去挑戰那個時代的公私之分，從而為公私的領域重新劃界。這樣看來，宗教信念並不一定只是跟著別人尾巴[每個時代的公共理性] 跑，它的獨立性是重要的，只有如此它才可能挑戰時代的盲點。當然你若要這樣做，就要做好心理準備，像威伯福斯那樣被人嘲笑！
其實威伯福斯在1813年的辯論裡，清楚指出有一些東西是基督教信仰對文明的獨特貢獻，而不是來自哲學的，就如禁止殺嬰，這本就是建基於生命的神聖這宗教信念。今天很多人(特別在西方) 把「所有人的生命都有同等價值」視作不證自明的道德原則，但在羅馬帝國的時候，生命並不被視為神聖，棄置嬰孩是平常事。是基督教把生命是神聖的概念帶進西方文化：殺嬰才成為嚴重罪行。這說法正好對應當代哲學家辛格(Peter Singer)的主張！
1984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衛生部門就如何處理有殘障的初生嬰兒發出新的指引，要求醫院給予有殘障和無殘障的嬰兒同等的維生措施，禁止醫院以嬰兒的「生存質素」(quality of life) 為理由作出分歧性待遇。這指引招來辛格和庫西(Helga Kuhse) 的猛烈抨擊，他們認為「所有人的生命都有同等價值」的原則源自基督教，不是所有美國人都同意的，所以政府的指引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們這樣論證：「認為我們可以殺害還有一個星期就會出生的胎兒，但又認為一旦嬰孩出生了，我們就一定要用盡方法維持他的生命，是互相矛盾的。… 解決方法是去放棄『所有人的生命都有同等價值』的想法。」可見宗教與非宗教論證常互相影響和滲透，甚麼是公共理性本就是非常困難的問題。
威伯福斯所提倡的另一個原則，就是社會要特別關顧窮人，但他支持這種政策的原因也是來自聖經的教訓，若單從理性的角度看這原則是有爭議性的，不同派別的哲學家誰也不能說服誰，若威伯福斯持守公共理性的理念，那他又要放棄這信念了嗎？這些不是自由主義者願意見到的吧？總括而言，提出公共理性的人，主要是害怕宗教信徒強加他們的宗教道德於社會，但對威伯福斯而言，他相信宗教道德對公民社會有良好的公共影響，不單在英國如此，在印度的處境也是如此。從這角度，宗教信念本就有公共後果，是難以私人化的。若說有爭議性的信念在多元社會會產生問題，那很多非宗教思想也是如此，為何只把予頭指向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呢？雖然口口聲聲這是基於公平和互相尊重的原則，但卻不見得對宗教很公平或很尊重。
美妙的平衡──威伯福斯精釆的一生
威伯福斯的一生動人心弦，不單是因為他偉大的成就，也是因為他那精釆的生命，我嘗試歸納為八種美妙的平衡：
1) 胸懷大志與虛懷若谷的平衡
毫無疑問，威伯福斯是胸懷大志的人，誰在當天有擔量挑戰社會中根深蒂固的陋習（如酗酒、私鬥和bull-baiting）？誰在當天敢於得罪與奴隸買賣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權貴和上流社會？誰竟然在只講利益和權力的國際政治舞台中也企圖扭轉乾坤，禁止奴隸買賣？這些都不是志向小一點的人會嘗試的事情。
然而胸懷大志的人往往會流於自我中心和狂妄，這沒有在威伯福斯身上發生，秘訣就是他在為神做大事，而不是求自己榮耀。他事實上擁有多種才能，但他從不去炫耀自己的優越，而是用盡自己和恩賜服侍神和人。在神面前他永遠感到自己做的不夠，當他皈依信仰時，他說：「當我認真反省時，一種深刻的罪咎感馬上強烈地臨到我身上，我為著自己過往浪費了寶貴的時間、機會和才能譴責自己。」他也作出行動去補救，例如他努力進修，在結婚前的十二年，每個夏天他都會用一至二個月在效外的家苦讀，每天約十小時。他認識自己缺點，會設法補救，例如他覺察自己自律的能力不足，所以會刻意紀錄自己的缺點和失敗，然後努力改善。只有虛心的人，才會用具體行動改善自我。他經常禁食，甚至故意受苦，例如把石塊放在鞋裡走路。
後期他可說已用盡生命了──最少絕大部分人會這樣想，但他還是說：「我深刻意識到自己犯了很多巨大的疏忽之罪(sins of omission) ，錯失了很多行善的機會。」 (Metaxas, p. 266) 能結合遠大志向和真誠反省自我、嚴格要求自我的精神，實在是精采的人生。
2) 公義精神與恩典精神的平衡
執著公義的人相當難能可貴，但這等人也容易墮入自義和妖魔化對手的陷阱：「既然我是在主持公義，而對手代表不公義，那我怎樣對待他們都是他們應得的懲罰！我只是發義怒，在主持正義，在揭穿他們的不義。」所以存在一個很弔詭的現象：一些很強調要用恩典對待弱勢群體的人，當他們面對對手時卻缺乏恩典。
若威伯福斯要盡情地數落對手的邪惡，從而顯出自己的道德優越性，其實容易不過，但威伯福斯一直都抗拒這誘惑。他強烈譴責奴隸制度，但對奴隸主留有餘地，不妖魔化他們，例如在他的書裡─Appeal in Behalf of the Negro Slaves in the West Indies，他指出有些奴隸主人也會仁慈對待奴隸，而且真的不完全知道奴隸販賣的可怕。一西印度群島的糖園主人讀後寫信給威伯福斯：「不單為了可憐的黑人能像歐洲人那樣自由，亦特別是為了他們能得到基督徒的自由，我心甘情願放棄它，就算我付出全部財產為代價也不足惜。」(Metaxas, p. 265)
到了最後解放黑奴的關頭(1833)，他支持政府對奴隸主作出補償，有些人認為沒有理由要這樣做，因為整個奴隸制度根本就是邪惡的，然而威伯福斯已學曉要用恩典調和正義感，他指出當務之急還是實際地使黑奴重獲自由，並免除他們的痛苦，而不是計較自己的正義感有沒有受傷害。
能兼顧公義與恩典的秘訣我想就是謙卑，而這源於對自己罪咎的深切認識，和對基督恩典的親身體會。威伯福斯在皈依時就有這種體驗，而當他爭取公義時也不只是指控他人，還願承認自己的罪咎：「我不是要指控任何人，而為了在我們的權威之下容讓這可怕的貿易存在，與整個英國的議會一同承擔羞恥。我們都有罪，我們全都承認有罪，而不是為了自己的開脫把責任都推到別人身上。」(Metaxas, p. 133)
3) 個人靈性與關社事工的平衡
威伯福斯不單信仰純正，他還擁有福音派強調的悔改經歷和與神親密的關係。這足以排除我們的成見，就是熱心關社的信徒，就算不是大自由派，也肯定信仰不純正，或至少不重視個人與神的關係云云。這種成見阻礙了福音派教會放開懷抱去關社，也使熱心關社的信徒難以在褔音派教會生存。威伯福斯毫無疑問相信每個人都要重生，並經歷神的恩典，並與神建立個人的關係，單純道德的努力是不足夠的。他寫道：「所有人都必須被神的恩典更新，才能成為合適的天國居民。」這與他個人的經歷也吻合。他也很重視私下的禱告和默想聖經，在步行時也會背誦聖經（如詩篇119篇）
他爭取社會改革的努力，一直都放在他與神的關係中。在1807年的勝負決定前，他重申他單一的心志只是去見證神，而不是為人的讚美。他寫道：「求主讓我有單一的眼睛，純一的心靈，只渴望去討神喜悅，去做福我們的同胞，和去見證我對那位可敬可配的救贖主的感恩。」 (Metaxas, p. 208) 多少關心社會的信徒最後失去信仰，多少執著信仰的人卻對社會漠不關心，對威伯福斯而言，兩者不能分開，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他再次完成了另一個高難度平衡動作！
4) 博愛群眾與愛身邊人的平衡
威伯福斯甘心為一群並不相識又毫無血緣關連的人擺上了青春和健康，爭取的是人間崇尚的公平、公義，背後動力源於一份基督捨己的愛，威伯福斯只是跟隨耶穌的教訓，把被人看成奴隸的黑人視作自己的鄰舍。威伯福斯的博愛精神不用再多說了，但他自己曾作過這樣的評語──有些人愛群眾容易，但對身邊人卻不一定好，幸好他也能兼顧二者。他對身邊人很有愛心，難以對別人的請求說不。一個有趣的例子，就是他在家中養了一大堆年老無用的工人，原來這些人一直為他工作，後來老到不能有效工作了，但他為了念舊就是不肯辭退。
5) 保守信仰與開放精神的平衡：
威伯福斯擁有純正的福音派信仰，完全沒有自由派的影子。例如在宗教問題上，威伯福斯就會被劃分為排他主義者，這從他對印度宗教的嚴厲批評就可見一斑(1813的辯論) 。他不會接受今天的宗教多元主義，而他的說話肯定會令多元主義者不快。然而他卻同時擁有自由開放的精神，當然，從一些現代自由主義者的角度，威伯福斯的一些政見可能仍然會被視為保守（這問題在下面會進一步探討），但整體而言他走在他的時代的前端（特別相應他的階級而言），這從他提出的各種社會改革措施可得到證明，不用多言。
另一個例子就是他對宗教寬容原則的接受，他甚至為天主教徒等的參政權奮鬥。整體而言，克拉朋聯盟對福音派信仰非常認真，但他們對其他教派採取寬容的態度，假若在某些事上大體上有共同意見，他們也樂於與他人合作，不論是建制教會或其他小教派。當他們創立Christian Observer時，就明確表明他們有決心「不刊登任何對其他基督教教派嚴苛或過分的東西。」 (Howse, p. 171) 這批福音派改革家甚至和教會外的前衛人士、世俗主義者合作，如威伯福斯就和邊沁(Jeremy Bentham)攜手推動監獄改革。
我欣賞福音派對信仰的持守，但有時也覺察那種「要為一次交付聖徒的真理竭力爭辯」的美好精神，會使我們傾向在不合宜的時候也過分保守，或過分「戰鬥格」，而失去了寬容的精神。當然這裡的界線不易拿捏，但威伯福斯的榜樣實在值得我們思想和學習。
6) 現世幸福與永生福樂的平衡：
從威伯福斯1813年的演說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關注有永恆也有現世的元素，面對永生福樂與現世幸福的二元對立(either-or)，他再次採取兩者兼得(both-and) 的策略。這種思想很重要，但與以上幾點大同小異，不贅了。
7) 嚴肅人生與喜樂人生的平衡
威伯福斯和他的兄弟們若活在今天，肯定會被標籤為「衛道之士」或「道德塔利斑」，的確他們對道德有嚴格要求，很多人會想像他們肯定是相當嚴肅、古板和憂鬱，而且是自己不懂得享受人生，又對人苛刻之人。
事實上威伯福斯的人生很有活力和喜樂，他絕不喜沉悶的律法主義，而且有機智和人格魅力，好客，和善於建立關係。孩子也很喜歡和威伯福斯遊玩，而威伯福斯一旦與他們玩耍，甚麼大慈善家或政治家的身分都會拋謀腦後，他就好像一個最快樂的大孩子一般。 (Howse, pp. 169-170) 而克拉朋聯盟的兄弟們不會因為百務纏身就忽略友誼和家庭，認識他們的人都強調，他們的家庭生活都是非常健全和愉快的。(Howse, p. 169)
8) 魅力領袖與恩賜配搭的平衡
威伯福斯無可置疑是一個魅力領袖，但往往這些領袖不懂得讓有恩賜的朋友發揮，但克拉朋聯盟的兄弟姊妹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當一面、充滿才華的人物，然而他們卻可以配搭無間，這當中威伯福斯扮演了一個樞紐的角色。他一方面有領導才能，但另一方面有容人之量，和協調眾人的恩賜，非常罕見。這一點後面還會再談。
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的偉大成就
他們奠立了美好的人性和從政典範
一個香港的廣告曾說：「要贏人，先要贏自己。」我想，要改變世界，先要改變自己，而改變自己其實相當困難。若要論到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的成就，不能只看他們對他人的影響，他們自己的美好實踐所奠立的典範本身就是令人讚嘆的成就。首先，他們顯示驚人的毅力。威伯福斯堅忍不拔，不斷努力了將近五十年，才達成目標。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事實上他們作為福音派那時絕對是少數派，甚至被教會排斥！那時的建制教會對他們充滿疑心和不悅，以冷淡甚或敵意對待他們。有一段長時間，他們的人不會被按立，又如在1815和1816年，好幾個地區的主教都對聖經公會作出攻擊。
威伯福斯的政治參與更招來猛烈攻擊。他經常被誹謗，但由於太多謠言和謊言，他也不能逐一反駁，有人認為是這些攻擊所帶來的壓力加速威伯福斯的死亡。曾經有傳言說威伯福斯聚了一個黑人女子為妻，甚至有人攻擊威伯福斯，說他是一個殘忍的丈夫，經常打老婆。當然，他那時還是單身漢！威伯福斯到最後學懂對這些攻擊說話一笑置之。他也面對威嚇：曾經有一位「朋友」興高采烈地寫信給他說：「我預期看到你被西印度殖民者製成醃肉、被非洲商人做成烤肉，被義大利船長吃到的消息，但是不要氣餒，因為——我會幫你寫墓誌銘！」他甚至兩度遭到埋伏襲擊，身體受到傷害。在這樣的壓力下堅持，威伯福斯的耐力和持久力實在令人敬佩。
他們也顯示驚人的精力。單單看他們做過的事情就嚇你一跳，在1792-1804十二年之間，克拉朋的兄弟們所作的事包括：積極爭取廢奴，成立了Sierra Leone的殖民區，首次爭取修改東印度公司的憲章，創立倫敦宣教會和英國及外國聖經公會，出版了一系列平價單張，創辦了Christian Observer雜誌，廣泛推行了主日學及其他普及教育的計劃，作出一連串扶貧的努力… 我們不要忘記這群人本來已有繁忙的政治、商業或專業的工作，他們竟然還可以作如此多的額外工作，而且他們身處的時代還是相當黑暗和紛亂，充滿著動亂。 (Howse, p. 115) 一方面他們的確有卓越能力，但另一方面他們的獻身精神、廣闊視野和精力，實在叫人驚訝。
此外，威伯福斯是重要人物，但缺少他的兄弟們他的成就肯定會大為遜色，這一群都是很有能力、信念和性格的人，然而不少這樣的人都有難以和人合作的毛病。令我奇怪的是，克拉朋聯盟的這群「奇人」竟然能合作無間，在數十年間他們能保持友誼，並一同作戰，從來沒有聽到他們之間有爭權奪利和因著嚴重的意見不合而分裂，這樣才達成恩賜配搭的美好結果。我猜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這群人真的都有無私的動機，因此，他們能放下自我，為著共同的異象奮鬥到底。
以上的質素可說是人性和基督徒品格的典範，對每一個有理想的人都成為很大的激勵。然而他們亦為政治參與提供了典範。一些世俗的歷史學家也對威伯福斯嘉許備致，如十九世紀史學家W. E. H. Lecky認為英國的廢奴運動「可以說是眾多國家歷史書中完全合乎道德的三四頁之一。」
首先，政治家往往虛偽，但克拉朋聯盟卻言行一致，例如他們不單在公共政策上關心窮人，也自己作出實踐，如大量的慈善捐獻。他們正直不阿，憑良心投票，為的是公眾利益而不是私利或黨派利益。在議會內，他們一直是少數，跟隨威伯福斯的最多只是二三十人，他們後來漸漸取得影響力，就是因為他們的道德熱誠和正直性格。例如Henry Thornton參選時，那時每一票都有公價，且被所有人視為當然，但他就是不肯同流合污，整個克拉朋聯盟的態度都是如此。他們讓人看到他們真的是持守原則的一群，參選不是為了利益，也不會盲目忠於黨派。例如威伯福斯和Stephen都屬於Tory，但若Tory的建議有違他們的原則，他們還是會反對。
就是這樣，這群人獲得了別人的尊重，在一些困難的道德問題上，他們的意見也有超乎比例的影響力。Sir G. O. Trevelyan認為，克拉朋聯盟的一個長遠貢獻，就是改進了政治的操守。(Howse, p. 174) 他們的成功也顯示了有一群選民（特別是中產階級）不會因為利益被收買，從而背棄這群有信念和操守的政治家，首相和執政黨不斷更替，個克拉朋聯盟的成員則穩守他們的議席，不單是威伯福斯，克拉朋聯盟的Grant, Stephen, Thornton和Babington，在他們的從政生涯中，從沒有在選舉中落敗！ (Howse, p. 175) 這是令人鼓舞的例子，持守道德竟能與成功結合在一起。
當時，當議員的都用職位來尋求自己的利益和名聲，且不用感到羞愧，但克拉朋聯盟的典範改變了人們的概念：「議員有責任幫助窮人和國家」的理念開始深入民心。他們也給基督徒從政提供了榜樣，當威伯福斯進入議會時，只有三個議員會承認自己是認真的基督徒，但五十年後，有接近二百位。政治成為一種高貴的職務，也可以是基督徒的呼召。
他們根治了一個文明的毒廇
有人曾經這樣說：他們的工作做得太徹底了，全世界都把這些工作的功勞據為己有。以下的比喻相當貼切：「威伯福斯的成功使自己成為一個快樂的『受害者』。假設現在有一種可怕的疾病肆虐全球，有一個人排除萬難才找到醫治方法，這治療的成功是如此徹底，那疾病完全消失了，沒有人再因這疾病受苦──一兩代之後根本沒有人記起這疾病曾經存在。威伯福斯就好比這一個人。」(Metaxas, p. xiii)威伯福斯等一撮人所面對的阻力不是我們今天所能想像的，他們作的，就像有人要憑一己之力去推倒大山。也好像在一個道德盲目的世界裡，威伯福斯和一小撮人突然可以看見。「在十八世紀後期的廢奴運動家好像恐怖電影的主角，他們目擊了『怪獸』，到處告訴別人，卻沒有人相信他們。」(Metaxas, p. xv)
當天人們所認為是不可能和不可思議的事情，對今天的人們卻好像是無可避免的，這種改變顯示了威伯福斯的成就相當神奇。(Metaxas, p. xiii)當天，奴隸的存在就如出生、結婚和死亡一般理所當然，它如此深刻地編織進人類歷史之中，我們根本找不到它的源頭，更不消說要把它消滅。「過去五千年，在地球的每一個角落，沒有奴隸的人類文明是難以想像的。」 (Metaxas, p. xiv) 威伯福斯所克服的不單是奴隸制度那麼簡單，更且是那種令奴隸制度數千年來興盛不衰的心態。這種心態認為奴隸制度是人類文明的一部分，是理所當然的事物秩序，是道德上可維護和經濟上必須的。威伯福斯把這種心態徹底埋葬，他的偉大成就是難以估計的：他達成的是「人類意識的根本和重大的改變。」
「他們把所有的恩賜和能量全然獻上，去培育人道主義的感情。當時，這主張並非老生常談的陳腔濫調，而是既新鮮又危險的。他們勇敢地宣揚人類的兄弟友愛和人的基本權利，指斥為了商業利益去容讓貶低人性的行為是可恥的… 不久，其他改革家就把這精神廣泛應用到其他方面。」 (Howse, pp. 179-180) 他們使英國的政策和行動更人道和開明，甚至對國際社會也有影響。我們回顧歷史，不得不慶幸，奴隸棣販賣是在歐洲列強進一步經濟擴張和瓜分非洲之前就廢除了，不然，很可能整個非洲大陸都可能變成奴隸農場，或許那個時候再去廢除就更不可能了。
他們開拓了社會改革的道路和更進步的文明
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的影響遠遠超過他們那過時代，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是人類精神遺產，在今天仍然塑造著我們的世界。首先，克拉朋聯盟的努力和成功大大改變了全國的氣氛，連空氣也好像更仁慈和清新，使人對人性重拾信心，也使新一代的改革家有信心投身社會。G. M. Trevelyan教授就把維多利亞年代的樂觀精神追溯到廢奴運動的成功。
我們已提到威伯福斯社關層面的廣泛：監獄改革，醫療，普及教育，工廠條件，貧民區等等，都有大幅度的改善。今天我們視為當然的文明社會特徵，原來在當時並不存在，甚至不被認同，今天的西方「世俗」社會，有很大程度是宗教信仰的遺產，只是世俗主義者繼承了多年後，大家已把這根源徹底忘掉了。（世俗改革家的努力和貢獻當然也不能抹殺。）威伯福斯的榜樣特別感染了十九世紀的英國基督徒，激發他們積極關心和投入社會。在1780與1844年間，他們創立了最少223個全國性的宗教、道德、教育和慈善組織，去解決虐兒、貧窮和其他社會問題。福音派的信仰和社會關懷如此滲透了十九世紀的英國，以致法國史家Elie Halévy對他們作出高度的評價：「在一段革命和危機的年代，英國社會卻享有出乎意外的穩定性，是福音信仰使這成為可能。」 (Pierard, p. 3)
英國就像威伯福斯那樣經歷「重大改變」，且逐步彰顯出來。有權有勢的人有責任幫助弱者，是今天我們視為當然的理念，在那時慢慢滲透整個英國社會，就做麵粉中的酵母一樣。基督教的理念──要愛鄰舍和領導人要作眾人僕人──也開始在不同領域發揮影響力。所以，有些人指責克拉朋聯盟種下社會動亂的種子，事實上我們看到他們或許在個別判斷上會給人「保守」的印象，但他們的精神卻是「顛覆性」的，而且他們的手法也牽涉大規模的動員民意：演講、大型集會、單張、報紙、雜詩、大型廣告版、組織群眾、志願組織、簽名請願，在當時可以說是開歷史的先河，那種宣傳和組織的策略基本上今天黨派政治也使用。其他人也可能認為他們持續和系統地「煽動」群眾。而且克拉朋聯盟裡雖然以男性為主，但也有女性的參與。整體而言，克拉朋聯盟在精神和手法上相當前衛，「保守」的指控是不成立的。
威伯福斯等的努力有國際的影響，就奴隸的問題而言，在英國燃點的火燄也跳過大西洋，橫掃美洲，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和林肯(Abraham Lincoln) 都稱揚威伯福斯是他們的靈感和榜樣，林肯說每個學童都知道威伯福斯的名字和作為。 (Metaxas, p. xvii) 另一方面，一直像英國那樣的世界大國都能對亞非人為所欲為，事實上兩個多世紀內，這些人都像畜類甚或死物那樣被看待，威伯福斯之後，事情就不一樣了。牛津大學殖民史的教授Sir Reginald Coupland這樣論到威伯福斯：「他在英國人的良心裡創立了一個人道傳統，和要為弱者及落後民族負責任的傳統──這些人的命運把握在我們手裡，在這方面的貢獻無人可出其右。… 威伯福斯和他的朋友所成就的確實是一場道德革命。」(引自Metaxas, p. 274)
在印度，克拉朋聯盟的影響也非常及時，假若英國繼續以往的孤立和剝削的政策，只會產生災難性後果。克拉朋聯盟不單提高了公眾良心對錯誤的敏感度，更建立了一種正面的責任感，就是要好好對待和幫助「託管」在他們手中的「落後」民族。這慢慢成為一種傳統，影響英國對待殖民地的態度。我們當然認為這還未夠徹底，因為還未能拋開那種民族優越感和放棄帝國主義，但無可置疑，這比赤裸裸的剝削是極大的改進，可說香港也是種傳統的得益者，而創立這傳統的光榮屬於克拉朋聯盟。而且因為他們使印度對宣教士開放，也令這傳統能維持下去，因為後來的經驗顯示，這些宣教士是政治和經濟壓逼的最堅定反對者。 (Howse, p. 178-79)
蓋棺定論，在二百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得更清楚，威伯福斯的成就實在可說是偉大的，他和他的兄弟姊妹們好像是上天給人類的恩賜。「簡而言之，克拉朋聯盟似乎是上天特意興起，在他們特定的時代履行他們特定的責任。他們結合起來的恩賜與優點，他們的熱誠和堅持，使他們能夠在宗教、社會和政治層面，都能在關鍵時機作出極為重要的貢獻。假若缺少了他們的影響，我們似乎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那個時代有其他影響能完成他們的工作。」 (Howse, p. 185)
薪火相傳──基督徒社會改革的傳統
為甚麼威伯福斯被稱為英國的良心呢？我們今天很少人會質疑社會和政府有責任去幫助那些弱勢群體，但卻忘記了在威伯福斯和克拉朋聯盟的努力前，那些貧困無依的人無論在私人或公共的領域裡，都很少人會為他們請命。然而威伯福斯等的努力，好像喚醒了整個國家的良知，自十九世紀開始，大大小小的組織有如雨後春筍地興起，為的是解決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當然，克拉朋聯盟本身就帶動這風潮，與他們有關的組織有69個之多。）慈善捐款額大幅度上昇，很多這些捐款就是透過不同的志願組織收集的，這些組織大部份都是基督教的，福音派且是當中的主力。可見薪火相傳，威伯福斯的精神和成就感召了不少人（特別是基督徒）投身社會關懷，從而在英國近代歷史中建立一個基督徒社會改革的傳統，重新認識這個傳統對我們今天的教會也是饒有意義的。
Lord Shaftesbury──白人的威伯福斯
他的原名叫Anthony Ashley Cooper，也和威伯福斯一樣是虔誠的基督徒議員，他是在威伯福斯退休一年後才進入議會(1826) ，他感到神呼召他用盡恩賜，特別去幫助那些「弱者和無助者（無論是人或動物）」。事實上當時英國有不少社會問題，一個主因是急劇的都市化：倫敦的人口在1800年只有八十五萬，到了1890已接近五百萬。勞動人口終日為口奔馳，在建造業裡，工人在夏天每週要工作64小時（在冬天則是52小時），家傭則要每週工作80小時。
那時很多孩童都要在倫敦臭氣衝天的溝渠中與老鼠爭奪食物，另一些則靠垃圾堆中找到的麵包屑或骨頭上的肉碎維生。7、8歲的小女孩已經要在街上做小販，而根據1857的 The Lancet (英國的一級醫學期刊) 估計，倫敦當時有八萬妓女，佔了工人階級婦女的很大比例。數以千計的窮人住在擠擁的貧民區，而且房子昂貴，衛生條件卻甚差。由於Lord Shaftesbury一生致力幫助這些貧窮的英國人，使他們從惡劣的生活和工作條件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所以他被稱為白人的威伯福斯。
Lord Shaftesbury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與衛生改革家一同努力，為他們建立了安全的供水系統。他要求政府為窮人建立模範房屋，和規管租金，以致窮人不那麼容易被貪心的業主剝削。Lord Shaftesbury也推動了不少法案，去禁止煤礦聘用女人和孩童，去照顧精神病患者，去禁止聘用男孩去打掃煙囪，並在1847年為工廠工人爭取到每天只工作十小時。
他也同時熱心宣教的工作，而這種工作和他關心窮人的工作其實也是相輔相成的。例如他大力支持在1835年創立的「倫敦城市宣教會」(London City Mission) ，這組織聘請一些工人階級的人在倫敦的貧民區中任宣教士，他們雖然不是社會工作者，但也會協助窮人接觸一些私人和公共的機構，從而得到幫助。Lord Shaftesbury曾任英國和外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的主席多年，也積極支持教會宣教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和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他一生之中和33個慈善組織有關係。他為了傳揚福音，也開始了一個在劇院和音樂廳舉行宗教聚會的運動。
他是一個有原則的人，主要有四個：
1. 你是你兄弟的守護者。
2. 信條和膚色，經度和緯度，都不會使人性本質有任何分別。
3. 社會改革是必須和不可少的，但同樣需要上帝的恩典和人心的改變。
4. 道德上正確的事在政治上永不會是錯誤的，而道德上錯誤的事在政治上則永不會是正確的。
我們看到他相信道德與政治的結合，其實今天我們認可的人權和扶貧本來就是一種道德。他雖然有崇高的理想，但同時也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為了取得真實的進展，他有時也會作出妥協。他認為社會改革可準備人們去聽福音。他有時也會顯得保守，例如他反對1832和1867年的改革法案，他也對工會和工人階級的運動(如Chartism)懷著敵意。有人說他是用貴族的手法爭取民主的勝利，後期Maurice和Kingsley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則走得更前。
William Gladstone──基督徒首相
他在福音派的家庭成長，他也視政治為「最蒙福的呼召」，他曾對維多利亞女皇說：「我的政治或公共生涯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部份，在當中我意識到我能盡最大的努力，去作主基督想我作的事，去避免主基督想我避免的事。」他在1832年進入議會，漫長的政治生涯超過六十年，他曾出任多種職位，包括作過四次首相。
他政治上的成就包括取消了愛爾蘭聖公會的國教身分，這樣天主教徒才不用向聖公會交稅。他推動了一個保護愛爾蘭農民的土地法案。他推行了各樣改革：考取公務員開始有競爭，投票時用暗票，軍隊裡禁止買賣，擴充教育，和重組法庭等。他於1894退出政壇，於1898年過世，葬於西敏寺。
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現代護理之母
南丁格爾在意大利的佛羅倫斯(Florence) 出生於富有的家庭，1820年遷移到英國。她在16歲時聽到神的呼召，1837年2月7日，她寫道：「神向我說話，呼召我服侍祂。」她開始把食物和藥物帶到住在她家的土地上的貧農那裡，不理會家人的反對。然後她開始想當護士，她的家人更大為震驚，因為那個時代護士只是一種非技術性勞工，而且往往被視為酗酒和濫交的女人。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時候，南丁格爾帶領著一些護士去到前線的醫院(在Scutari) ，她發現那裡的情況很糟糕：骯髒、感染、組織紊亂、壓得人喘不過氣的工作量…. 有42%的傷者根本不會痊瘉！她在那裡進行護理的改革，身體力行，用盡心思照顧傷者，結果把死亡率降到低於3%。戰後她獲得一些基金去訓練護士，長期推動下，她終於改變了十九世紀護理行業的面貌，使它走上專業化的道路。
Robert Raikes──主日學運動
在十八世紀，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曾創立1,500所慈善學校，但改革家面對很大困難：階級意識仍然攔阻著窮人受教育；個別教育改革家孤軍作戰，社會的支持度不大；到1779為止，法律仍然禁止非聖公會信徒創立學校或教學！
Robert Raikes (1735-1811) 是聖公會的熱心教友，他的父親教曉他關心窮人，也留給他一分有影響力的報紙。1780，他探望Gloucester的一個貧困郊區，看到很多衣衫襤褸的小孩在街上玩耍，感到非常震驚。他即時作出行動，聘請了四個女士在下一個星期天去教那些小孩。Raikes取得家長的同意，為每個老師找到20個孩子。學校由早上10時到下午5時，裡面包括到教堂守禮拜。主要的教材是聖經，Raikes的主要目的是教導孩童遠離惡習，建立良好的工作習慣，甘心樂意地順服上帝、守法和緊守人生崗位。
1785年，第一個主日學協會(Sunday School Society) 成立，組織和資助主日學，其中一個領導人就是克拉朋聯盟的 Henry Thornton，支持者包括 Granville Sharp和Hannah More。兩年內，它組織了200個主日學。到了1787年，全英共有250,000主日學生，到了1811年，數目上昇到500,000，而1831的數字更高達125萬。
1830到1833間，政府開始資助主日學，而這運動也傳到美國、蘇格蘭、愛爾蘭和歐洲大陸。最終孩童的教育由政府包辦，但宗教教導也因而取消，主日學運動失去了動力，在二十世紀慢慢衰落。但回顧當天，主日學的創立是重要的創舉，它為那些不受重視和備受忽略的低下層兒童提供了基礎的教育，而且透過與宗教教育的結合，對國民道德的建立了作出了巨大貢獻。事實上，著名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認為，自從使徒的時代以來，從來沒有計劃比這更有效的改善道德。
主日學運動背後的信念就是「能自由地研讀神的話語是英國人最值得自豪的傳統」，這個福音派的信念卻帶來了廣泛的識字運動，這也是普及教育的開始，而這也是良好民主社會的先決條件。要知道當時英國並不重視普及教育，一些低下層甘於接受這是上帝命定的秩序，就是他們作僕人等工作的不用受教育；而中上層則不喜歡他們的僕人比他們更有學識。
.
Thomas Chalmers──為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爭取公民權利
Thomas Chalmers是愛丁堡大學的神學教授，也是福音派的領袖，他並不贊同天主教的神學，但他深信宗教的錯誤不是剝套政治權利的理由，他認為真正的基督教的傳播只能透過傳講神的話，而不是政治的強制──而後者往往是適得其反的。這也可說是繼承威伯福斯的傳統，威伯福斯也不喜歡天主教，但1813他已提出「基建基於宗教意見的逼迫不單是世界上最邪惡的事情，也是最愚蠢的事情之一。」(p. 38)
當時聖公會是英格蘭、愛爾蘭和威爾斯的國教，長老會則是蘇格蘭的國教，猶太人和天主教徒若要進入議會，就要先否定自己的信仰，而就算是非主流的基督教派也受到歧視，例如他們都不能進入牛津和劍橋大學。這些教派是勢力最強的宗教少數派，在二十年代他們已努力爭取平等，在1828年，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被取消，他們出任公職的權利已受到保障。Thomas Chalmers更進一步爭取給天主教徒更多公民權利，1829年3月的一個下午， 2,000 人擠進愛丁堡的會堂，支持Thomas Chalmers的發言，他們都認為政治的自由和屬靈的真理並行不悖的。
Elizabeth Fry──女子監獄的改革
當時英國的監獄並不重視人道精神，它的理念是懲罰而不是改造犯人，所以裡面的衛生條件甚差，對待犯人也相當殘酷。在女子監獄裡，所有人都塞進同一房間：已審訊和正等待審訊的，犯輕罪和犯重罪的，都放在一起。女犯人的子女也要陪伴母親住在監獄裡，直至她被處決或死去。她們飲食、睡覺和排泄都是在那個地方，一些乏親友照顧的往往衣不蔽體，甚或餓死。
Elizabeth Fry原名Elizabeth Gurney，是Norwich區域一個富有銀行家的女兒，她18歲時聽了美國貴格會友William Savery的講道後，決意奉獻一生給基督。1800年她嫁給Joseph Fry，育有十一名子女。她經常幫助無家者和建立護士學校，但她最大的貢獻還是監獄改革。她自1811年起差不多每天都探訪Newgate的女子監獄，在1816年成立了An Associ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emale Prisoners in Newgate。她提出了六點的改革：
1. 女性應該由其他女性照顧和看守。
2. 犯人之間不應該容許太多的溝通，應只限於指定時間，以培養紀律精神，和防止那些女犯人互相教導如何釋放後犯案。
3. 犯人應該不用倚靠親友供應食物和衣物。
4. 犯人應該工作並取得報酬，她們賺到的錢可用來支持自己的生活。
5. 女犯人可以一起工作和進食，但應有私人空間和分開睡覺。
6. 所有努力當中都應滲透了宗教教導。
她的改革帶來奇蹟一樣的改變，那些女犯人重獲尊嚴，監獄也恢復秩序和紀律。各地的政治家和懲教人員都到Newgate參觀，並在他們的監獄推行類似改革。公眾也開始關注的問題，而Fry甚至被英女皇和下議院邀請去講解她的工作。
Richard Oastler──白人兒童的解放者
Richard Oastler是褔音派信徒，他指責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英國：「數以千計我們的同胞…在此刻正處於被奴役的狀態」，他指的特別是兒童，他認為國家為了貪婪而犧牲了他們。例如在約克郡，數以千計7到14歲的兒童每天被逼在絨線磨坊工作，由早上六時到晚上七時，中間只有半小時休息。
很多兒童都在工廠工作，當時工作條件非常惡劣，裡面酷熱難耐，機器聲震耳欲聾，工作單調重覆。沒有安全守則，意外和死亡都很常見。而且工人若有甚麼差池，都要受罰款甚或鞭打。兒童亦在煤礦、錫礦和銅礦工作，他們往往要在隧道爬行，拉很重的卡車。很多男孩要幫人打掃煙囪，因為要爬進去，很多時四肢和膝蓋都受傷流血，在裡面窒息至死的案例也不少。不少工作場所都有童妓，有些是玩票性質，但不少女童成為全時間雛妓。
在十九世紀初政府已開始關注，1802的法案(威伯福斯有份爭取) 禁止學徒一天工作超過12小時，而1819的另一法案禁止聘用9歲以下的兒童，但卻沒有檢查和執行的措施。改革家認為若要有更大的進展，一定要進行高度組織的群眾運動，於是他們積極組織委員會和群眾大會， Oastler就是其中一個先驅，他到處演講。他在1830年的Leeds Mercury出版了〈約克郡的奴隸〉(Yorkshire Slavery) 一文，特別使公眾注意到工廠對工人的壓逼。然而Oastler為了推行這方面的改革，終於喪失了自己的工作，及因著欠債關進監獄四年！
其他關注這方面改革的還有福音派信徒George Bull(也是聖公會牧師) ，和議員Michael Sadler，他們都為這些改革付上代價。一個虔誠的聖公會教友John Wood擁有英國最大型的絨線磨坊，他明白問題後決意先從己身開始改革，他1825年為自己的工廠推行了十小時工作天的制度，且在工廠旁建教堂和學校。然而這問題延續到二十世紀，直到12歲下的兒童的強逼教育推行，問題才基本上消失。
對威伯福斯的批評
當然，我無意說威伯福斯是完美的人，特別從今天的角度看，他的一些觀點可能會過於保守，又或許他的一些判斷會出錯，所以就算一些羨慕他的人也同意他的從政紀錄不是沒有瑕庛的，然而他所受到的一些批評也可能流於苛刻，讓我們檢視這些爭議吧。
首先，有些人批評威伯福斯只關心外面的黑人，卻不關心本地的窮人。而且他提倡的法律或道德改革似乎主要是針對窮人，而不是富人。所以，他歸根究底也是一個與一般勞工脫節的富翁，甚或是他們的敵人。例如威伯福斯支持政府1815年的Corn Laws──它禁止進口更平宜的玉米，因此玉米的價錢急跌，很多農夫變得一無所有。威伯福斯對此要責任。此外，Cobbett與其他激進分子認為打擊bearbaiting／bull-baiting的行動反映一種禁慾心態，窮人階級本就沒有甚麼娛樂，上流社會就是連他們僅有且無傷大雅的玩意也要干預和取締！
第二類主要的批評指控威伯福斯過於保守，支持一些維護政府並剝奪人民自由的措施。例如在1795年，威伯福斯支持畢特(Pitt)的鎮壓措施：Treasonable Practices Act and the Seditious Meetings Act，兩條法例都是以防止叛國之名剝奪人民的自由（如集會自由）。在 1817年他又維護新的Seditious Meetings Bill和Habeas Corpus Suspension Bill。此外，威伯福斯支持政府控告Thomas Williams，只因他出版了Paine’s Age of Reason，Howse認為Williams只是一個貧窮和無害的人，這種控訴可說是一種殘酷的虔誠(pious cruelty) ，是不能維護的。(Howse, p. 119)最嚴重的事件是在1819年發生的Peterloo Massacre，威伯福斯的親政府態度也被人質疑。
1819年8月16日，超過五萬人聚集在曼徹斯特郊區的St. Peter’s Fields，去聽一些激進的政治家（如Henry Hunt）關於議會改革的演說，當地政府派軍兵去捉拿Hunt，當群眾擋著士兵的去路時，士兵竟然開火。有十一人被殺，數百人受傷。事後英國政府維護當天的做法，在十月的議會裡堅持一些鎮壓性的措施是有必要的，且通過了一些禁止非法聚集的法案，和透過加重稅扼殺一些激進出版社的生存空間。這些做法(Six Acts)都是窒礙改革的，但威伯福斯還是支持政府(但他提出這些只能是臨時性措施）。他沒有維護地方長官的行為，但也不支持議會對他們的行為作出調查。(Howse, pp. 117-118) 因著當時的內部衝突和爭拗，另一個激進分子Francis Place甚至把威伯福斯標籤為「魔鬼的醜陋縮影」(an ugly epitome of devil) ！(Metaxas, p. 256)
第三類批評認為威伯福斯的道德要求過嚴和過高，結果往往適得其反。例如？認為因著威伯福斯的影響，十九紀中葉的福音派過分推動主日作為安息日，因而嘗試規管他們認為不合宜的活動。他們希望人們能關注屬靈的事，且回教堂守禮拜，原意是好的。然而他們過了火位，使人們感到就算在星期天去逛畫廊也好像罪大惡極。這引起不滿和反彈，一些人就想，反正這樣也不成，那樣也不成，我乾脆整天流連酒吧好了！ (p. 44)
對以上的批評，我們可作出不同層次的回應，有一些不能成立，而另一些則或許顯出威伯福斯的限制，但我們卻要在他的處境中作合宜的判斷。例如認為威伯福斯只關心黑人卻對白人的痛苦漠不關心，是荒謬的。反證很多：他與Elizabeth Fry合作改革Newgate的女子監獄，與Romilly合作改革刑法，包括減少嚴刑峻法和調查Botany Bay的虐待事件，他反對軍隊中的鞭打(floggings) 。總括而言，任何種類的殘酷行為都會觸動他和激發他的行動，無論受害人是奴隸、囚犯、皇家海軍的水手或動物。(Metaxas, pp. 251-252) 而威伯福斯或克拉朋聯盟創立的濟貧扶弱組織有一大堆：
Ø the Asylum for the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of the Deaf and Dumb Children of the Poor;
Ø the Society for Bettering the Condition and Increasing the Comforts of the Poor;
Ø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Relief of the Poor of the City of London
Ø the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the Industrious Poor;
Ø the British National Endeavour for the Orphans and Children of British Sailors and Marines;
Ø the Asylum House of Refuge for the Reception of Orphaned Girls the Settlements of Whose Parents Cannot Be Found;
Ø the Institu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young Girls;
Ø Friendly Female Society for the Relief of Poor, Infirm, Aged Widows and Single Women, of Good Character, who Have Seen Better Days
Cobbett認為威伯福斯反對bull-baiting是針對低下層，我想這是誤解。威伯福斯認為這些活動是對無助的動物誇張的殘酷虐待，且認為這些習俗會使浸淫其中的人心靈麻木，對別人的痛苦冷漠無情，這只會導致進一步社會問題。我相信大多數現代人會同意這看法，無論如何，這不是階級的問題，這從威伯福斯經常譴責有財有勢的人，揭露他們的罪惡，就可見一斑。
至於威伯福斯的「保守」傾向，我們要明白這些爭辯（如國家安全與人民自由）到今天還是很有爭議性的，你怎樣評價他當時的決定，也視乎今天你的政治取態。無論如何，當我們認識威伯福斯身處的歷史背景，就可明白無論他的決定是否過敏，但他最少是真誠的，虛偽的指控是沒有根據的。與法國開戰後，英國的歲月是相當艱難的，其實1815的和會並未有緩和國家的財政困難，但人民卻有期望──而且已等待多年，因此不少人對政府不滿和忿怒，社會的不安一直上昇。那幾年的農業收成也不佳。然而經過這麼多年的戰爭，農業上的自足是一個重要的目標。無論如何，窮人要捱餓不是理想的後果，但當天的政府作出了一些我們令天事後看來是過分嚴苛的措施，其實也不是絕對不能理解的。
再者，我們不能低估法國大革命在英國人心中所產生的恐懼：可怕的暴民，駭人的斷頭台，滿街的鮮血，都是文明前所未見的挑戰。英國人恐怕革命會摧毀他們引以自豪的文明──尊嚴、穩定、文化…或許這恐懼是過火了，但我們今天做事後孔明是不難的。事實上，「英國的暴民… 也相當殘忍和可怕，足以激發驚恐。就是在1780的哥頓暴動(Gordon riots) ，他們就差不多把整個倫敦焚燒掉。在克拉朋聯盟的腦海裡，一想到一群人聚集起來策劃罷工，都難免記起[法國的]恐怖統治。」 (Howse, p. 127) 威伯福斯也的確擔憂革命或內戰的可能性，縱然這有點非理性，但當威伯福斯在1795年說叛亂法(sedition acts) 是一些暫時性的犧牲，為的是更長遠保存所有人的自由時，我們難以說他是虛偽的。(Howse, p. 128) 此外，克拉朋聯盟毫無疑問地接受Adam Smith和Malthus等人的經濟理論，因此認為有一些關於工資等的科學定律，是不能違反的，人為的干預只會誤事──例如激進分子的群罪運動只會適得其反，為貧苦人帶來更多痛苦。 (Howse, pp. 128-9)
無論如何，我們都活在歷史的限制裡，克拉朋聯盟也一樣，他們本身是富人，活在一個貴族與平民二分化的社會裡，那個時代本就沒有對這種社會秩序作出根本的質疑，用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或平等主義去批評他們，可能是要求過高了。然而，他們的觀點比他們那個時代那個階層的人的確自由開放多了，而且是他們的宗教和人道理想，導致更平等的社會，和幫助英國走上民主改革的路。
他們也有現實上的限制，一些人喜歡詬病威伯福斯對當時的工人階級的關心不足，但這實在有點吹毛求疵。一方面工廠或礦場的可怕情況很大部分是在威伯福斯的後期人生才發展出來，或被暴露出來。上面的介紹也已指出威伯福斯不是沒有關注這方面問題，但若要譴責他關心不足，就好像譴責哥倫布：「你為甚麼不也發現澳洲呢？」(Howse, p. 134) 威伯福斯已用盡心力、精力和財力，終其一生不懈地與當時最嚴重的不公義制度搏鬥，我們卻要譴責他沒有努力去與其他邪惡搏鬥？更不要忘記他其實所做的已超出我們可以對一個人所應該預期的，而且是他的感染導致了後來的工廠改革等措施。
或許威伯福斯不免有他時代的限制和盲點，但整體而言，瑕不掩瑜，他的成就還是巨大的。
從威伯福斯的榜樣反思香港教會的社會關懷
他們的榜樣叫我們明白，我們每個人都可回應上旁的呼召，找尋人生的異象，善用我們的恩賜，改變這世界。我們亦看到威伯福斯的成功有賴身邊一班不離不棄、有著共同異象的有心人支持。我們需要逼切禱告，求神在香港和華人教會內興起像克拉朋聯盟那樣的見證人。就著他們生命的榜樣，我上面「美妙的平衡」那部分其實已說了不少，下面主要就著香港教會的社會關懷簡略談談。
香港社會正面對多樣的問題。一方面後現代思想、極端自由主義及多元主義，衝擊著過往的倫理道德價值，另一方面猖獗的商業掛帥思想和殘酷的資本主義制度，導致貧富懸殊不斷加劇，這兩種力量都同時腐蝕公民社會的基礎──家庭制度，以致家庭慘劇頻生。以往我們會把倫理道德的關懷與公義貧窮的關注分割開來，但威伯福斯的例子告訴我們，我們應做一個心胸廣闊的關社基督徒，持守整全使命，不要偏廢。但當然在現實的限制下，不同的組織有不同的重點，就如威伯福斯的反奴組織、扶貧組織和聖經公會都有不同的工作重點，我們不應純粹因著重點不同就互相攻擊，這樣做既浪費心力時間也破壞合一的形象，有百害而無一利（當然就著真正的分歧，爭論也是免不了的）。
特別是當我們福音派教會再思威伯福斯等先賢的美好腳踪時，實在要深切反省，我們看到他們是走在時代的前端，而不是跟著別人走，他們勇於面對信仰的要求，敢於挑戰困難，和開拓新的事奉方向。他們的美好見證，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不單為神作出美好的見證，對信仰的活力和傳播實在作出不可估量的貢獻。假若缺少了威伯福斯，教會的麻木不仁只會成為另一個教會史上的污點。
當然，事實上香港教會也不是沒有對時代作出交待，有些人會對教會作出苛求和不合情理的指控，以香港信徒這麼低的人口比例，再加上二十一世紀社會問題的龐大和複雜性，認為香港教會能事事關心或扭轉乾坤，實在是有點苛刻。我們要看看不同堂會對身邊有需要的人的幫助(如探訪病人、替新移民補習)，有基督教背景的慈善、醫療和社工組織，幫助弱勢群體的基督教機構（如新福協會、禧福協會、無家者協會等），不少基督徒以個人身分參與的義工服務或捐獻…，輕率地指責香港教會沒有關心社會是不成立的。
然而我們本著威伯福斯的精神，不是為了向人交待，而是要來到神的面前求問：我們還有那裡作的不夠？或許我們會發覺我們還是沒有好好承繼一些福音派傳統，特別是關心貧苦大眾和社會公義的精神。這裡我也不敢作甚麼指控，要知道我們的時代和威伯福斯的時代一個主要分別就是，很多威伯福斯爭取的原則已成為公共政策的共識，如政府要關注扶貧的原則是沒有人爭議的，爭議的是如何去做。很多時福音派會很難在這些問題上大規模動員的原因是，現代的工廠（最少在香港）的不人道條件已取消，基本的安全網也設定，爭辯往往在於政府做得夠不夠，但這些問題的確有爭議性或相當複雜，並不如奴隸制度的不人道那麼一目了然。
我不是說教會用這借口不再關社，只是指出在現今的情況作關社動員，若不是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所面對的困難。然而我建議教會要多點回歸威伯福斯等社會改革家的傳統，多點教導信仰對公眾的適切性，希望長遠能培養一群既有堅定信仰，又有遠大關社胸襟的信徒。此外，在一些爭議性較少的項目上，如扶貧或文化道德的重整，設定經常性的財政預算，作出實質的支持。第三，我們要細想，可能明刀明槍的奴隸制已廢除，但有沒有一些現代社會的風俗或制度是對人作出奴役呢？例如一些大陸的礦場或工廠，會否條件還是有點不人道，是在製造現代的奴隸呢？又如威伯福斯對安息日的關注，是希望人民能有時間精力放在屬靈的事上，和獲得需要的休息，但近年香港的各行各業的確令市民疲於奔命，對個人健康、家庭和教會生活都有不良影響，那教會是否應該開展一些事工關心這些問題呢？就算不是硬性規定最高工時，我們又能否創造性地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呢？
這些都是複雜的問題，我只盼威伯福斯的榜樣能重新激勵我們，深刻在神面前求問，我們如何在今天實現每個時代都要關注的雙重問題：
．如何廢除一切奴役人們身體和精神的制度和文化？
．如何移風易俗，重建社會道德？
時代或許不同，我們的世界也更世俗化，沒有價值共識，但呼召威伯福斯的上帝仍然是那位呼召和帶領我們的主。
Reference:
張文亮，《兄弟相愛撼山河—威伯福斯與克拉朋聯盟》，台北：校園，1997。
Belmonte, Kevin Charles. “Greatness upon Greatness.”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Colson, Charles. 1987. Kingdoms in Conflict. Grand Rapids , Michigan
Galli, Mark. “A Profitable Little Business: The tragic economics of the slave trade.”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Hancock, Christopher D. “The “SHRIMP” Who Stopped Slavery.”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Hindmarsh, Bruce. “Aristocratic Activists.”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Howse, Ernest Marshall. 1952. Saints in Politics: The “Clapham Sect” and the Growth of Freedom. London
Metaxas, Eric. 2007. Amazing Grace: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Heroic Campaign to End Slavery. Oxford
Pierard, Richard V. “Little-known or Remarkable facts about William Wilberforce and the Century of Reform.”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Sandeen, Ernest R., ed. 1982. The Bible and Social Reform. Philadelphia , Pennsylvania
Stark, Rodney. 2003. For the Glory of God: How monotheism led to reformations, science, witch-hunts, and the end of slav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A Century of Reform: Six pressing social problems of Victorian England—and what Christians did about them.”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Christian Clout THEN and NOW: What 19th-century British reformers teach us about Christian social action toda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Wolffe.” Christian History, Issue 53 (Vol. XLI, No.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