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到大圍的商務印書館買了兩本書：
劉曉波，《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10月。
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10月。
有趣的是，兩者都是同一時期出版，都令我想起基督教與中國民主的問題。最近劉曉波事件重新激發我思考這方面問題，在八九民運後我曾苦苦讀書和思考，建立了這方面的信念，當年在英國有時也會到不同華人教會宣揚基督徒要支持民運的訊息。其實當年我甚至參加了一個海外民運組織，是王策攪的「基督民主黨」，且是香港代表。當然，八九後不久海外民運已分崩離析，這些組織也已不成氣候。
劉曉波的書內容只看了些少，但前面寫序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基督徒，余杰的〈文字收功日，中國民主時〉（頁3-12）大力支持劉曉波，雖然沒有提到基督教，但現在誰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且是家庭教會的，大家還記得他與布殊的會面嗎？雖然他說的話我不一定認同，但我感到他的確顯示一個趨勢，就是今天仍敢出來維權和以溫和手法與中共抗爭的，有不少是基督徒，如維權律師高智晟。這方面的結合使大陸教會的積極意義彰顯出來，我甚感欣慰。
另一個序是王怡的〈溫家寶總理，你關不住劉曉波先生的靈魂〉（頁13-23），王是憲政學者，是家庭教會的傳道人，也是〈零八憲章〉的簽署人之一，我覺得他寫得不錯，表達了基督徒的懺悔精神，有譴責溫家寶，也有勸他悔改信主！他提到他和劉曉波傳福音的經歷：「幾年前，我和妻子，及我的弟兄余杰夫婦一起，給劉曉波先生唱了一首聖詩，名叫〈一百隻羊，有九十九〉。…對劉曉波先生說，你就是九十九隻之外的那隻迷羊。牧人願意撇下圈中的九十九隻，去找你。並為著你能回永恆的家，而甘心受難。劉先生當時一無所求地說，『那哪能呢』。因為對他來說，苦難過於沉重。他為著自己的良心，承受過和將要承受的都太多了。基督的愛，令人感動，但也往往令人卻步。…劉先生是一個受害者，他因為受過的傷害太多，而難以相信恩典。」（頁21）
這段話叫我悲哀，也感動。我慶幸的是在劉先生身邊有一群基督徒支持他，我祈禱的是他有一天真的能體會基督的愛，願意接受恩典。也希望有更多中國基督徒，以耶穌的大愛大勇精神，走在為中國爭取民主人權的人士的前列。也希望他們能提防民主社會中的極端自由主義思想，免得將來這等思想在大陸猖獗──雖然我對這前景也不敢太樂觀。
- 〈歷史的奇觀：超頑強文明──東西方文明轉型的比較〉（頁375-410）
- 〈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悲劇──東西方文明轉型的再比較〉（頁411-438）
他所說的文明轉型是由一元化的文明轉變到多元化社會，他慨嘆為何這可以在西方順利完成，但在東方（中國）卻是如此艱巨呢？他的論點有很多，我在這裡只是簡略談幾點。首先，他認為「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建立起民主、共和政體，首先就是因為西方社會產生了教會這一巨大的力量，來對君主的權力進行有力的制約。這是官僚體制之外的一種強大的力量」（頁377-378），從這角度，教皇與皇帝的權力鬥爭也被賦予了正面的意義！（另一個中國政法大學的學者叢日雲也有類似觀點。）有點奇怪的是有時他好像很支持基督教，但有時也對基督教嚴厲批評，說：「基督教的禁慾主義扼殺人性，踐踏人權，摧殘科學」（頁400）。(這說法不太全面。）
此外，他又認為「中國要加速走向民主政治的步伐，必須要樹立基督信仰，培養出具有博愛、人道精神的民主思想家和政治家」（頁405）他且認為「中國人性格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沒有宗教信仰，這是許多問題產生的根源，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宗教信仰，也許問題並不那麼嚴重，但作為政治人物沒有宗教信仰，那後果是災難性的。」（頁411）他認為宗教信仰有較強約束力，有助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發展經濟，培養懺悔精神（原罪論），尊重自由和個體價值，和不以惡報惡。（頁412-416）
他的結論更說得明白：
- 「世界民主政治發展的歷史證明，成功實現文明轉型的，大多是基督徒的革命。所以樹立基督信仰，打下現代文明的根基，對一個民族來說，是具有根本性的意義。」（頁446）
- 「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走向民主憲政的現代文明…只有宗教信仰的意識形態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頁447）
- 「人的靈魂需要信仰的糧食來養育，靈魂的飢渴必須要有靈糧才能餵飽它。…尋求宗教的拯救就成為唯一的途徑。…只有上帝的聲音是靈魂的糧食，只有基督信仰才能拯救中國人的靈魂。」（頁450）
說到這裡，他又好像是一個基督徒。當然，從嚴謹的政治學和歷史學的角度看，他那些過分絕對的宣稱是不難批評的，他畢竟不是專業學者，只是一個資深記者和編輯。然而他下的工夫絕對不少，思想也有獨到之處。他或許誇大了宗教信仰（特別是基督教）對政治的作用，君不見香港政治圈中有不少是基督徒嗎？但可以一樣污煙瘴氣。但若合理地修正他的說法，把過分絕對的成分調低一些，他的書中的確列出不少例證和論點，支持基督教（當正確地詮釋和真誠地信奉時）對世界文明（如民主政治發展）的重大貢獻。我也相信基督教在中國也應有相當正面的作用，不單在精神滿足和社會道德的提供，更在政治發展方面，如前面提到余杰和王怡等例子。
我再想，我們這些香港基督徒又可在這過程中作甚麼呢？我八九後對中國民運相當熱心，雖然近年的精力較多放在「性文化抗衡運動上」，但支持民運的立場始終沒有改變，而且二者對我沒有矛盾，甚至可將二者結合。前面的路當如何走？我還在思索。
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上下而尋索。
我在中學時期已感到神把我放在這時代中，是有一個使命的，我對這使命也愈來愈看得清楚了。盼與諸君同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中見證上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