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潘霍華？
劉曉波一直是我敬配的知識分子，我在《是非曲直》第二章就多次引用他的說話，特別令人動容的是他坐言起行的氣魄，在89年6月1日的絕食演講中，他就說過：「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他對極權主義的批判已有多人提及(我另外已撰文投給報紙），本文主要想介紹他如何在挖專制的根時，對中國傳統文化也有尖銳批判，並對某些基督教精神有深刻的體會。
挖出腐敗的文化根？
他想強調的是，中國的現況是每個中國人都要負責任的，在政制的背後是一些頑強的腐敗文化基因。而這些基因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所以要根治中國的問題，我們要對自己施手術：挖出腐敗的文化根，這樣中國才有希望。劉曉波說：「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傳統文化的勝利，文革則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追求現代化就是要斬斷這條劣根。」[3]「中國大眾的非人地位並不只是皇帝造成的，而是皇帝和大眾一起製造的。因而，擺脫非人處境就不光是打倒皇帝，而且要批判大眾，使大眾覺醒──不僅覺醒到自己是奴隸，而且醒悟到使自己變成奴隸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4]
然而李澤厚這樣回應：「如果我們的主要問題是在傳統文化，那就人人都有分，即是說錯誤人人有分，真正要負責任的人反而沒事了，這正好給應負責任的人開脫掉。我就不承認我應負的責任跟某些當官的一樣大。……現在情況很明白：是一批既得利益的封建官僚阻礙著社會進步和體制改革，怎能把罪過抽象地歸結到文化上面呢？」這話誠然指出啟蒙思想的濫用，如《河殤》便被評為「避開現實的險灘到安全地帶去鞭撻祖宗的墳墓」，抽象地將腐敗歸咎於文化，而避開正面批判腐敗的官僚制度，在思想上可說是「文化還原論」，是一種過分簡化現象的思想方法，忽略了腐敗現實的社會制度基礎。
上述的批評雖然有理，但並不損劉曉波的主旨，他只強調人人有責任，而不是說人人責任一樣大，也不是說沒有其他的成因。這樣說也不是替極權者開脫。試舉一例，大躍進時期，餓死千萬人，但沒多少人敢向毛澤東直言，彭德懷直言勸諫便遭逢不幸。但試想若在共黨內多十個或二十個彭德懷，情形會如何？毛澤東還能一意孤行嗎？當然追究責任，毛澤東是罪魁，但想一想，由他定下那麼荒謬的政策，到落實在中國這大片土地，這過程需要多少人的協助或順從，倘若不是眾多高級、中層和低級幹部「明哲保身」，又何來多人餓死呢？或者想一想餓死的人民，我們相信他們都是善良的百姓，但為何他們明知砸爛自己的鍋去鍊鋼是沒好結果的，仍然去做呢？「哀其不幸」之餘，我們是否也應「怒其不爭」呢？
我相信劉曉波提的問題很有意思，他從反面提出：民主之不能建立，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從正面來說：穩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靠賴每個中國人的支持和思想覺醒的。這個嘗試在五四運動時已開始了，劉曉波認為「根深蒂固的救世主人格使國人的思維方式變得十分僵化，總想尋找到某種唯一正確的東西，以便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一個權威被打倒之後所帶來的不是多元的、開放的自由選擇，而是重建一元的、封閉的新偶像。」[5]他意指由獨尊儒術到獨尊馬克思主義，中國人只是貫徹地尋找救世主的人格。所以五四帶來的痛楚是必需的，我們懼怕「文化失範」，可能根源就是這種一元的心態，中國要走上現代化，就是要去接納多元主義，去肯定不同人是可有不同意見的，這種精神不建立，專制在中國就仍有它的土壤。
基督教的超越精神
劉曉波認為中國人還需要啟蒙，真正的啟蒙不只是民族振興的手段，它有最崇高的目的：人的解放，人便是目的。人的自由是與生俱來的天賦權利。實踐並非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國人須要建立一種強烈的超越精神。這幾點都是吻合基督教精神的，基督教人權觀肯定人有上帝賦予的尊嚴：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
狂妄vs懺悔──內在超越與外在超越之辨
然而劉曉波那類知識分子卻正因為此歡迎基督教，他寫了一篇文章：〈狂妄必遭天責──論中國文化的道德至上的致命謬誤〉，裡面甚至說「中國人的悲劇就是沒有上帝的悲劇」！[8]
劉曉波認為「人的特殊性…在於作為事實的不完美總是冀求超事實的完美。正是在這種人性的內在分裂中，人不但以本身的不完美製造謬誤，而且也以其追求完美製造謬誤。」[9]因此關鍵之處不在乎會否產生謬誤，而是對謬誤有沒有自覺。「無自覺便是盲目的狂妄…儘管西方人犯過的錯誤決不比中國人少，但是西方文化中始終存在著對謬誤的自覺。…西方人有絕對的上帝，因而可以懺悔、贖罪；中國人沒有上帝，所以從來不會懺悔、贖罪。」[10]
他認為由中世紀的神學到近代西方思想都對人的自足性有懷疑，對比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個體人格』或稱『人格自足性』的絕對肯定」，一些人認為「中國式人格之超越伴隨著怡然自得、物我皆忘的『樂感』，是生命的光大、充實、昇華…而基督教式人格之超越以痛苦、負疚、自我虐待的『罪感』為前提，是生命的淒慘、萎縮、恐懼、匱乏。」[11]劉曉波這裡很生動地表達了不少中國文化人對基督教的批判。
然而劉曉波認為「這種對比恰恰暴露了中國文化的是大弱點之一──庸俗的功利主義」，而「絕對相信道德人格的力量，必然以無視人的有限和弱點為前提…必然使人的所有弱點無限地膨脹，最後走向自我毀滅。」[12]「狂妄之徒從來不會正視自身…都將誤入歧途。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人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正因為彼岸的光芒消失，此岸的黑暗才被人誤認為光明。我相信，懺悔和認罪之時的人是最虔誠、最透明、最富於生命力和激情的。」[13]我認為劉曉波對中國文化的批評有點誇大，但我相信他自己會承認自己的思想有片面性，因為他認為片面性本就是常態：「人的宿命」。[14]但我還記得我初次閱讀這文章時所感受到的震盪和啟迪，可能他的判斷有過火之處，但我認為他能尖銳地指出中國文化潛在的危機，我也驚訝作為一個非基督徒，他卻能敏銳地捕足到基督教那種追尋上帝的超越精神。在一般西方和東方的知識分子都譴責基督教的懺悔精神壓抑人性的聲音中，他卻獨排眾議，看到能有一個絕對的上帝作為懺悔對象，正好能把人類從自欺和狂妄中釋放出來。當然這裡他面對一個難題，因為他似乎不相信上帝存在，[15]但同時他明白：「如果沒有能夠實現人的有限和弱點的完美存在，那麼人世的墮落、罪惡便毫無意義，悔悟也因終極價值的空缺而變成蒼白的呻吟。」[16]或許劉曉波所談到的完美存在只是說在人的理念中的存在，而不是在客觀世界的存在，但這是否能夠衍生真正而深刻的懺悔精神，是有點疑問的。
人性的悖論與悲劇
劉曉波最後的結論是：「極端邪惡…是人所具有的，是發自人的最深層的本體世界的生命動力。而與人的生命動力相比，理性、道德、良心不過是人類對自身的破壞力的恐懼的產物。…人類的美好理想也在製造數不盡的醜惡現實。哪裡有陽光，哪裡就有陰影。」[18]這些話是對基督教的原罪觀很好的註腳，閱讀劉曉波時我經常聯想到尼布爾──以罪觀聞名的神學家，而劉曉波的人觀與基督教的雙重人觀有異曲同工之處：「大自然賦予人類以雙腳就意味著人永遠離不開大地；而大自然給人類以靈魂卻意味著人渴望超越現實，進入天堂。精神的騰飛和肉體的下墮構成了人的生命特有的張力，並以其悲愴的情調來面對一切。人類的精神追求始終徘徊於具有悖論色彩的兩極。」[19]這段話可與創世記對比，聖經強調人是由泥土做出來，但同時也接受了由上帝而來的靈氣，對劉曉波而言，他只能說人類的靈魂是大自然給予的，但純粹物質性的大自然如何能給人類以靈魂呢？當代的自然主義者都傾向質疑靈魂的真實性。無論如何，聖經中所描述的人性也是充滿張力，巴欺卡(Pascal) 就在他的《沉思錄》中把這種張力描述很淋漓盡致。尼布爾指出，這些張力的確產生人類歷史的悲劇，然而基督的救贖使我們能《超越悲劇》(Beyond Tragedy) （這是他一本書的標題）。對比起來，劉曉波的世界觀中「一切皆虛幻，只有黑色的悲劇幽靈才是真實的。…一切終歸徒勞。人生不是始於悲劇而終於超越，而是始於悲劇而終於悲劇。」[20]
然而叫人佩服的是，雖然劉曉波「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他說：「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21]他選擇的是卡繆式的反抗。當然，劉曉波完全明白他要付出代價，他知道中國走向自由之路「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最艱難的…過程，因為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之頑強可稱世界之最。」[22]「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痛苦是難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當代中國人別無選擇。」[23]
結論
我絕不是說劉曉波的思想都對，[24]只想指出縱使他的言論有過激或以偏概全之處，他那些充滿熱情的批判是發人深省的。他洞悉現實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價值和理想，並有不畏強權的實踐精神。我在他身上看到人精神的超越性，這本就是神的形象所綻發的美麗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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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陳軍，〈和劉曉波在一起的日子〉，載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台北：風雲時代，1989年10月，頁80-81。[back]
[2] 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頁5。[back]
[3] 劉曉波，〈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明報月刊》，1989年5月號，頁39。[back]
[4] 同上，頁45。[back]
[5] 同上，頁41。[back]
[6] 劉曉波，〈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獄中讀書筆記之一(1996)〉，《北京之春》總第90期，2000年11月，頁43。[back]
[7] 同上。[back]
[8] 劉曉波，〈狂妄必遭天責〉，《明報月刊》，1989年8月，頁34-37。這文章也收集於劉曉波，《悲劇．審美．自由》，台北：風雲時代，1989年10月，頁65-75。另參劉曉波，〈中國式惡性大循環的根源〉，《明報月刊》，1988年8月，頁41-49。[back]
[9] 《悲劇．審美．自由》，頁66。[back]
[10] 同上，頁67。[back]
[11] 同上，頁69-70。[back]
[12] 同上，頁70，73。[back]
[13] 同上，頁74。[back]
[14] 同上，頁248。[back]
[15] 他說上帝是人創造出來的，同上。[back]
[16] 同上，頁74。[back]
[17] 同上，頁225。[back]
[18] 同上，頁230-231。[back]
[19] 同上，頁276。[back]
[20] 同上，頁280。[back]
[21] 同上，頁7。[back]
[22] 同上，頁45。[back]
[23] 同上，頁44-45。[back]
[24] 關於對劉曉波的批評，可參考顧昕，《中國反傳統主義的貧困──劉曉波與偶像破壞的烏托邦》，台北：風雲時代，1993。[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