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社會與政治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09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毀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毀滅。」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年6月1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劉曉波對專制的批判
劉曉波勇於對不平事尖銳批判，他1996年在獄中這樣寫道：「二十世紀是一個大邪惡造成大苦難的世紀… 極權主義對人類精神的扼殺。無視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反人性嗜好及其制度的盛行，是二十世紀最醒目的標誌。」（〈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北京之春》總第90期，2000年11月，頁43。）他在1988年撰文「混世魔王毛澤東」，我年青時看到這題目已感震撼！如劉曉波所言：「中國人都沒有公開鞭屍的勇氣，在對他[毛澤東] 否定時，一副羞答答的樣子」，然而劉曉波卻絕不羞答答，直斥毛澤東：「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毛「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不啻千古罪人」。然而我去年到訪一個中國農民家庭，在大廳仍然看到一張這千古罪人的紅太陽海報，實在令人唏噓。
劉曉波清晰指出我們追尋的應該是一種制度和文化上的徹底改革，不能「只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制…尋找『明主』、『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制政體的先天性產生著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沒有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所以他的結論是：「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以上引句見《悲劇．審美．自由》，頁35-45。)真的是一矢中的！
劉曉波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有些人說劉曉波是全盤西化派，就著他對西方自由人權的擁抱而言是對的，但他也對西方的「自由」社會有強烈的批判（主要受到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他認同要「對大眾文化持一種激進的批判態度…大眾文化所培養的受眾是一群趣味相同、粗糙、低劣的同質人。換言之，資本主義制度自發地利用大眾文化進行一體化的操縱。」這並不能產生真自由。
「他們的世俗慾望使現代的消費社會患上了致命的癌症──一種喜氣洋洋的災難。富裕的生活、充分的享受、趣味的平均化、影視圖像和大眾明星添滿了人們的閒暇……這一切都在窒息著人們的反思能力、懷疑精神和反抗的衝動，使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地蒼白化。不願意獨立思考，不願意選擇冒險的生活，對時尚和流行的盲目順從，把現代社會變成了由可口可樂、流行音樂和肥皂劇組成的廣場…人類失去了提升自己的生命質量、追求超越價值的衝動，失去了以懷疑和批判為起點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他慨歎：「我們沒有了幻想，而只有得到一臺法拉利跑車的渺小心願；我們不再被神的靈光照耀，只想仰望麥當娜漂亮的臉蛋和修長的大腿。」（以上引句見〈在傳統的真理觀和人類的苦難之間〉。）
這些評語同樣可應用到香港社會，只要把麥當娜換成周秀娜。
有些人認為為了追尋制度上的自由，精神上的庸俗化（甚或墮落）是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有些人更以自由人權之名歌頌這種趨勢。然而劉曉波一方面對自由民主制度的追尋毫不含糊，但同時卻指出自由社會仍然需要精神的提昇和超越價值的指引，這樣才能避免大眾文化的「一體化操縱」。
結論
我絕不是說劉曉波的思想都對，這裏只想讓更多人明白他那種充滿熱情的批判性思考。他洞悉現實和人性的黑暗，但仍希冀最超然的價值和理想，無論是專制和「自由」主義都不能叫他滿意，那他如何能不悲觀？然而劉曉波說: 「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的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當然，這樣做是有代價的，劉曉波完全明白：「立志於成為一個人的國人，必須有付出巨大代價的心理準備，別指望在自己短短的一生能過上人的生活。」（〈啟蒙的悲劇──五四運動批判〉，《明報月刊》，1989年5月號，頁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