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性傾向歧視法近期有關性傾向歧視法的爭論再次在社會沸沸騰騰，反對一方經常提出一些逆向歧視 (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案例作為憂慮的根據，而相對於2005年的爭論，今次這些案例在傳媒中報道稍為多了一些。當然，支持立法者極力否認這些逆向歧視案例的真實性或威脅性，我看不少批評都有點吹毛求庛，或抓不住重點，希望將來有時間詳細討論。然而更有人全盤否定「逆向歧視」的概念，認為這完全是虛構出來。
學術界對逆向歧視的討論
其實「逆向歧視」的概念並非虛構，自七十年代始已被學者關注，主要因著反對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政策產生的一些爭議性後果。因為我知道我說甚麼都會被人質疑，所以下面列舉一些例證。首先要澄清，這裡只是想闡明有關的逆向歧視的討論是存在的，不是想證明逆向歧視一定是不對，而學者中有些人認為「逆向歧視」沒有問題，另一些則反對。
著名自由主義學者Ronald Dworkin在1978年出版的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h) 的第九章就是以“Reverse Discrimination” 為標題。一些常用的倫理學教科書有時也會包括這課題：
Ø Grassian, Victor. 1981. Moral Reasoning: Ethical Theory & Some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 Prentice-Hall.
[ Ch. 7: “Racial & Sexual Discrimination & the Problem of Reverse
Discrimination”]
Ø De George,
Richard T. 1990. Business Ethics. 4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 Prentice Hall. [ Ch. 16: “Discrimination, Affirmative
Action, & Reverse Discrimination”]
我們看到逆向歧視的問題經常和幫助弱勢社群的扶助行動(Affirmative
Action) 連在一起，[1]很多人以為凡是幫助弱勢社群的行動必然正確，然而扶助行動卻有很大爭議性，有關雙方面的論據可參考：
Mosley, Albert
G. & Nicholas Capaldi. 1996. Affirmative Action: Social Justice or
Unfair Preference? Lanham , Maryland : Rowman & Littlefield. [Mosley贊成，Capaldi反對。]
或許有人會認為反對扶助行動的人必然是基於傳統文化和道德，不是的，很多學者其實是基於「公平」的考慮，而Per Sundman在他1996的Human Rights, Justification, & Christian Ethics (Stockholm:
Uppsala) 裡反對逆向歧視（參pp. 156-8），而他的理據是人權。[2]這場爭論到現在還未完結，如人權論專家Carl Wellman在1999年的The
Proliferation of Rights: Moral Progress or Empty Rhetoric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中也有處理“The Reverse Discrimination Debate” (pp. 62-65).
逆向歧視與種族歧視
早期自由主義者反對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行為的，因為這些是基於族群身分的差別對待(differential
treatment based on group identity），例如：只有白人才可買地、買房子，而黑人則不可以；在選舉時，只有男人才可有投票權，而女性則沒有。這類行為都被譴責為歧視(discrimination)
，而這當然是對的。(我知道寫完這篇文後很可能有人會在網上造謠，說關啟文連種族平等也不支持。雖然未必有用，我在這裡重申：我反對種族歧視，也不反對香港的《種族歧視條例》。)
要促進種族和兩性平等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在法律或公共政策裡一律不提性別和種族（這樣就不能以這些為權利的先決條件），例如肯定所有人都有房產買賣和投票的權利，這就是說：只要確保有一些color-free law
or public policy，那就實現了種族平等，消除了種族歧視。就著以上例子而言，逆向歧視的概念不難了解，假若現在為了消除歧視，一個國家決定實施以下新政策：只有黑人才可買地、買房子，而白人則不可以；在選舉時，只有女性才可有投票權，而男人則沒有。這樣不是反過來歧視了白人和男人嗎？稱之為逆向歧視不是相當合適嗎？（當然，不是所有逆向歧視都是如此明顯的。）
然而一些爭取平等的人後來感到單靠color-free law or public policy不足以達到他們的目標：結果的平等 (equality of
outcome)──我們要注意平等的概念是複雜的。以受大學教育為例，黑人與白人已經能公平競爭，有些人認為已是平等──平等機會(equal
opportunity)，但就結果而言入大學的黑人的比例比起白人仍然偏低，於是他們感到還未「真正」平等。由於他們感到黑人是弱勢群體，所以應該加以特別鼓勵、扶助，甚或優待，便提出這種解決方法：把大學名額固定的一部分撥給黑人(quota)，或把黑人入學要求的分數降低。
然而問題就來了：批評者指出這種做法產生一個後果：一個白人考試成績可能比一些黑人優勝，但仍然考不進大學，黑人卻可以，這同樣是基於族群身分的差別對待(這是早期反歧視人士對「歧視」的定義)，所以也是歧視(discrimination)
。因為是反過來歧視白人，所以也可稱為逆向歧視。結果平等論者的回應是：歧視要分兩種，貶低弱勢群體的歧視當然不對，但扶助弱勢群體的「歧視」卻是有其必要的，所以稱之為積極意義的差別對待(positive
discrimination)[3]或affirmative
action。這種解釋有一些道理，但也不無困惑。若說逆向歧視的理據在於黑人整體而言是弱勢群體，如他們在上層社會或專業的比例不足，所以要透過政策改善這不平等情況，但為黑人設置大學名額，這政策會為黑人群體製造一種集體權利──即是說所有黑人都有這種權利，不論他個別情況如何。
然而不可忘記每個族群都有差異，白人當中一樣有窮人，黑人當中也有上層社會。假若現在有一個窮困家庭出身的白人小伙子非常發奮，在大學入學試中獲得750分，然而另外有一個上層家庭出身的黑人青年一直對學業態度馬虎，在大學入學試中獲得700分，然而因著膚色緣故，白人青年不能上大學，黑人卻可以，這不是對前者不公平嗎？他的努力不是白費了嗎？以上當然只是概略的例子，但在美國的確有類似的真實事例，那白人甚至為此打官司到聯邦最高法院。
今年10月就有一個例子見報：「美國白人女學生費希爾（Abigail
Fisher）入稟法院控告德州大學種族歧視，指責校方優惠黑人和拉丁美裔學生，即使她成績較優異，仍被拒絕入學。…
她對申請被拒感到「沮喪」。費希爾批評大學按種族收生，違反美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 要求大學採取「種族中立」政策。她說：
「我希望所有人，不論是任何種族，只憑成績和努力就可入讀到心儀學校。」」
我們能說費希爾的說話一點道理都沒有嗎？她的遭遇最少是有點不公平呢？
香港對逆向歧視的討論
在香港，很多人還不認識逆向歧視這個課題，主要是反對性傾向歧視法者提出，另一個關注這問題的是前局長何志平，他明白「「歧視」本身並沒有確切的定義」，提出一個很少人敢提出的問題：「當真正要處理被質疑為歧視的案件時，… 事件是真的涉及歧視，還是只站於灰色地帶？解決歧視以後，又會否衍生另一種的歧視？… 近日例子莫過於有智障及特殊學生的家長入稟法院，控告有關當局迫令其子女在正規學校讀書12年後必須離校，認為是違反《殘疾歧視條例》。… 如果正如家長們所說事件涉及歧視，因而讓特殊學生相比其他正常學生能夠在學校逗留超過12年的話，這是否變相優待了特殊學生？…
又如果要營造平等現象而刻意為某些人製造入職優勢，罔顧入職要求的話，這又是否逆向歧視哪些符合要求的應徵者？
不期然想起西方社會有一個「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運動，政府認定某類人士（如婦女、少數民族、黑人、殘疾人士等）為弱勢階層，於是對此階層採取優惠措施，補償他們缺乏的競爭力，又以政策打壓部份既有利益的群體以達致眾人利益平等。毋庸置疑，有部份弱勢階層因「積極平權措施」而受惠，但過度溺愛弱勢，會否變相歧視其他階層？有關當局又如何在關注弱勢和維護平等中兩者兼得？」[5]
我不一定認同何志平的立場，但欣賞他敢於提出這些政治不正確的問題。今天，誰會反對「平等」和贊成「歧視」呢？關鍵問題是這些「普世價值」的具體內涵究竟是甚麼，而這問題可以是相當複雜，和有灰色地帶的，今天有些人高舉自己對「平等」和「反歧視」的理解，儼然是尚方寶劍，遇神殺神，遇佛殺佛，一聽到不同的理解就雷霆大怒，不單口誅筆伐，更破口大罵（有時更加上不少精采的「助語辭」）。我在論壇中曾問陳志全議員如何理解「歧視」的定義，我想：他既然提倡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那理所當然對這概念有精確的把握，但他沒有答我這問題，只是反問我的理解。後來我稍作解釋，他已不耐煩地打斷我的話，指控我在用語言偽術來虛耗時間。[6]
但我們現在要立法禁止和懲罰歧視的行為，這可是規限市民自由的法律，豈可等閒視之？要知道若法律想禁制某種行為（如煽動叛國刊物），但定義過寬，就會產生「殺錯良民」，甚或侵害他們基本人權的問題，這也是市民反對廿三條立法的主要理由。例如《廿三條答問》有以下批評：「侵害言論自由、示威表達自由、資訊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文藝創作自由等…條例定義界線模糊嚴苛，使人容易誤墮法網」，至於「嚴重危害中國領土完整的武力」或「嚴重犯罪手段」等字眼則「 定義含混廣泛，… 可能包括請願示威常見的推撞及其他肢體衝突、示威規模甚大以至影響交通等，給予當權者酌情權選擇性執法檢控示威者」。[7]
所以，假若政府或議員還未想清楚某種行為的定義，便積極提倡要懲罰該種行為，那會否有點不負責任呢？每一次陳議員聽到逆向歧視的案例，都只是極力否認，和說這只是「非常罕有」。我的疑惑是：就算只是一個市民應享有的權利被剝奪，不是也應該關心嗎？（支持立法者經常這樣說──當這個市民是同性戀者時。）從他的發言看來，陳議員似乎對不認同同性戀的市民的基本權利不大關心，究竟他只是同性戀社群的議員，還是所有市民的議員？
結論
我這裡不能為扶助行動的是與非下定論，但以上討論顯示「平等」的概念異常複雜，如何保障平等也是不簡單的課題，抽空地問：「你贊成保障平等嗎？」很少人會反對，但當具體推動一些「保障平等」的政策或法律時，縱使意圖是完全高尚，也難保不會產生新的不平等，甚或不合理的逆向歧視──最少這可能性是不能抹殺的。若類似的問題發生於性傾向歧視法上，為何又不可關注，甚或不能提出呢？或一提出就被嗤之以鼻？例如黎駿浩論到逆向歧視時這樣回應：「明光社…說立法保障同志權益會造成『逆向歧視』… 由此推斷，男女平權，則歧視男性；保護傷健人士，則歧視肢體健全者；美國五六十年代以馬丁路德金為首的民權運動，也不過是…打壓白人的陰謀而已。此等謬論，不攻自破，不值一駁。」[8]
黎君的回應犯了幾個毛病，一，他抽空講「平權」，而不是討論具體的法例和政策（如性傾向歧視法），所以說起來好像言之成理。但他有沒有充分和具體地考慮一些逆向歧視的實例呢？二，他的推斷是曲解了明光社的說法，我也不明白他是如何推論出他那些結論。「馬丁路德金為首的民權運動」當時爭取的是color-free law
or public policy，我們非常贊成，而就著性傾向而言，我們也贊成香港社會有sexual
orientation-free law or public policy，即是說同性戀者可與其他市民有平等的福利和基本人權，但香港現時的法律和公共政策已實現這點（婚姻的課題要另外討論）。性傾向歧視法不完全像種族的扶助行動，但它正正是把性傾向身分重新寫進法律裡，其爭議性自然比sexual
orientation-free law or public policy高得多，根本不能這樣比較。三，上面已指出在美國，一些保障黑人的政策會否產生不合理的逆向歧視，是很多學者、政要和法官都在嚴肅思考的問題，黎君是對這些討論一無所知，還是知道了仍然認為全是「謬論，不攻自破，不值一駁」呢？
今天有些人聽到「平等」、「扶助弱勢」等口號就趨之若鶩，我當然不是反對這些理念，但認為一定要先想清楚它們的具體內涵是如何。以我和一些憎恨我的人都同樣討厭的中共政權為例，他們起家時不也是打著「平等」和「扶助弱勢」（特別是農民）等口號嗎？三反五反也不是希望實現階級平等嗎？但結果如何呢？我要預先澄清：這不是把支持性傾向歧視法與支持中共直接等同或作比喻，我只是用一個很多人都認同的例子支持這論點：打著「平等」和「扶助弱勢」等口號的政策，不一定對。
我們要多點深思，正如民主派反對政府不少法案時的名言：魔鬼在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