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在討論是否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把任何對待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的行為，若它與對待異性戀者有差異，就一律視作違法加以懲罰，如多倫多地區一個印刷商Scott Brockie，因為不肯為同性戀組織印一些鼓吹同性戀生活方式的材料，在2000年2月就被人權委員會罰款五千加幣。很多人認為反對立法的人一定只有那些對同性戀有「偏見」的「保守佬」，事實並非如此。
從傳統自由主義角度反對「性傾向歧視法」
美國的Andrew
Sullivan就是最佳例子，他本身是同性戀者，也熱心支持同性戀運動(提倡同性婚姻)，但他從傳統自由主義的角度反對「性傾向歧視法」[Virtually Normal, ch. 4]。他相信一個中立的政府──它關心的不是培育某些價值觀，而是促進最大程度的自由。所以就算面對不公義，只要這些不是暴力行為，而是一些由社會壓力造成的偏見和嘲笑，那自由主義者應採用的對策不是法律，而是教育和遊說。他相信反歧視法已偏離這傳統：「很奇怪，自由主義者對他們的計劃的反自由向度視若無睹：為了保護某種少數群體，他們希望剝奪別人擁有完整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對這些建議的反對可能源自自由主義，而不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一度視為不可侵犯的自由，今天的自由主義卻為它加上清晰而真實的限制。」他認為這樣會使自由主義變成一種維護特殊利益的哲學。
我相當佩服Sullivan，他本身是同性戀運動活躍分子，但他能對流行的同性運動策略作出誠實的反思，且明白被歧視法強制的人會感到自由被侵犯。在香港提倡性傾向歧視法的人是否也應學習Sullivan，也嘗試從被規管者的角度看呢？(當然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的人也應嘗試從同性戀者的角度看。)
或許支持者會回應，那些「歧視」同性戀者的人是有偏執狂的混蛋，所以被剝奪自由也是活該，但Sullivan指出，自由主義一向持守一種看法，就是有偏執狂的混蛋也同樣擁有自由，所以有「歧視」的人也不應被剝奪自由。
容讓有偏見者無理解僱同性戀員工的自由，跟容讓一間只僱用同性戀者的公司有運作的自由，是同一種自由；容讓基要主義者拒絕把地牢租給一對同性伴侶的的自由，跟容讓一對同性伴侶從他們的前院趕走一個傳教士的自由，是同一種自由。
雙重標準？
在香港，吳敏倫是一向支持同性戀的，但他也看到「負面立法來懲罰歧視」的問題，因而反對性傾向歧視法。看來吳敏倫是少數頭腦清醒，看到性傾向歧視法和古典自由主義其實是敵非友的人，這點是值得欣賞的。(曾焯文，《香港「性」經》，63。) 關鍵在於自由主義者經常用的一個邏輯：你反對一樣東西（如賣淫），不一定要立法禁止它。同樣道理，你反對別人歧視同性戀者，但不一定提倡用法律制裁那些人。這種質疑性傾向歧視法的思路，不一定要假設同性戀是不道德的，甚至是同性戀者(如Sullivan)也可以接受。
當然，香港的性解放運動沒有認真考慮過Sullivan那類論證，碰到與他們價值吻合的東西(如娼妓合法化)，他們就強調就算社會人士道德上不能接受，也不應用法律禁制；碰到與他們價值違背的東西(如「歧視」同性戀)，他們就不假思索要求立法禁制，還指控反對人士在干犯別人自由──雖然實情是：一旦性傾向歧視法制訂了，被干犯自由的不是同性戀者，而是被視為「歧視」同性戀者的人。這是雙重標準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