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今的立法會議員中，何秀蘭是最旗幟鮮明靠攏同性戀社運的，她撰文支持同性婚姻，她知道亦有部分人基於宗教信仰或其他信念「仍然反對同性戀者有締結婚約的權利」，但她認為「在法制而言，同性戀者的權利必須與異性戀者一般，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不能因為部分人的價值觀，便在制度上長期壓抑同志的公民權利。」她相信「在醫療、房屋、稅務、入境、承繼權等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範疇，同志依然備受歧視。」特別在稅務方面，異性婚姻可享有配偶免稅額，但同性伴侶卻沒有，而且同志的房屋福利遠遠不如。從這些事實看到，「同志被視為二等公民。… 拒絕同志登記結婚，間接令同志受到經濟剝削，有違公義，是社會必須正視的事實。」
何秀蘭認為考慮公共政策時，各種「價值觀」都不相干，唯一的標準就是公平和公義，在這一方面她是一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認為可為社會提供一個中立、公平的框架，避免了價值觀（美善人生的概念conceptions of good life）的多元衝突。這其實也是自由主義者的典型盲點，她不覺察自己也有一套價值觀（公平是唯一價值），並非中立。她指出別人抗拒同性婚姻往往建基於宗教或其他信念，但她為同志爭取「權利」時何嘗沒有假設了一種價值觀：「同性戀沒有道德問題，且與異性戀在各方面都有相同價值。」何秀蘭只是假設了這種價值觀，卻沒有提出強有力的支持論據，更沒有反駁相反的論點。例如就婚姻制度而言，異性戀為社會和文化的延續作出不可替代的貢獻，同性戀則沒有，兩者的地位根本不同，那為何不可特別肯定前者呢？她接著來的指控（如歧視、不公義）都倚賴她的基本前設，這前設既沒穩固甚礎，她整篇文章都欠說服力。（更難以置信的是她把自己富爭議性的價值判斷稱為「事實」！）
何秀蘭也是一位極端自由主義者，當代自由主義其實受到很多挑戰，不少自由主義者都願意聆聽他人對自由主義的批評，從而作出修正。一些溫和自由主義者如Stephen Macedo也有所反省，承認他們過往忽略生活方式的美善與否，一刀切地認為所有生活方式都應平等看待，的確會導致社會問題叢生。因此他提倡一種judgmental liberalism──敢於作價值判斷的自由主義。我希望何秀蘭多點從這些勇於反省的自由主義者身上學習。
何秀蘭完全忽略了社會的共同的善(common good)，但這正是衡量婚姻制度的處境，因為婚姻制度不是強制性的，你可以結婚，也可以不結婚。社會鼓勵特定的婚姻形式，而排斥另外一些，為的是保障和促進社會的長遠發展。我欣賞何秀蘭爭取公義的熱誠，然而她對公義的理解過分簡化（當然有時想得簡單點會令自己更容易投身社會運動），但單單用簡化了的「公平」觀應用到婚姻制度的問題上，不單導致錯誤的立場，更會使社會後患無窮。（通往地獄的路是鋪滿善意的。）
何秀蘭的思路反映一種極端平等主義甚或剷平主義：異性戀者可以結婚，同性戀者卻不可以，也因此沒有婚姻制度賦予的福利（如免稅額），這種差別對待就是不公平、不公義。這種對公平的理解是膚淺的，不是甚麼事物都一律看待就是公平，公平是指在某些處境中合宜地對待別人。例如在學校的處境，一律給學生同一個分數（無論他表現如何）反而是不公平，有優秀表現的同學得好成績，壞學生得差成績，才算公平。一般而言，對有相同價值的事物作出同等的評價，又因應事物的不同質素作出不同的評價，才是公平。
她假設了一種抽離處境的公平觀，但公正是有處境和所屬領域的，參著名社群主義者Michael Walzer的「不同正義領域」(spheres of justice)和複合平等(complex equality)的概念。例如在家庭，難道每一個人作的都是相同才是公平嗎？父母為子女作很大犧牲，子女坐享其成還不知感激，這樣是否公平？那父母為何要繼續屈順於這種「不公義」制度下？縱使這些父母甘心情願，但只是因為被意識形態洗腦。（同樣道理，不少極權政府的子民甘心作順民，只是因為無奈無力感纏身，或被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洗腦。）在這情況下，爭取公義者要使那些順民甦醒過來，爭取公義者要使這些順民甦醒過來，作良心化的教育(conscientization)和充權(empowerment)的運動，啟發家長反叛家庭這不公義的制度。人們仍然可以生兒育女，但要公司化、合約化… 法庭也要介入家庭，為家長申冤，懲罰沒履行合約條文的子女。要這樣作才算維護公平嗎？
單單用公平角度看婚姻制度會產生很多難題：成年人可結婚但少年人卻不可，這是否也是不公平？又或者婚姻制度本身就不公平，例如我也經常借錢給朋友，甚至供他們讀書，為何我不可以有免稅額，看來任何好朋友都應有免稅額！是否真的所有結合的方法都是一樣的呢？人狗戀、多妻多夫又如何？社會也在經濟上剝削他們麼？為何人不可跟心愛的狗註冊？這就可以將遺產全數遺留給心愛的狗(可託律師管理) ，又可享受免稅額，要知道每年花在狗糧、看獸醫的錢也不少啊！包二奶的人更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不單看他們如過街老鼠，還不給他們雙倍或三倍的免稅額，要知道獨力挑起兩頭或三頭家可不容易啊！
所以一種泛公平主義不單導向吳敏倫的多夫多妻制，更不能把婚姻限於人，甚或不能限於生物，我能否與心愛的Hello Kitty或古董結婚，為何不可？若反駁說婚姻必然是二種生物的結合，婚姻的原意就是如此，那即是說婚姻有一定本質，不只是約定俗成。但只考慮「公平」，那就應該沒有界線。
那也不是說完全不考慮同性戀者應有的福利(但同志運動太早假設了所有福利都是他們應得的)，只是不能像以上一刀切的做法。其實很多都可用非強制的方法解決：自己立遺囑、醫院為探病有更靈活的安排等，不用動搖現在行之有效的婚姻制度。
何秀蘭的文章也流露極端自由主義者對傳統的輕蔑：婚姻制度如此重要，有如此悠久的歷史，同性婚姻是如此巨大的變化，他們卻看得輕鬆平常。難道我們這個時代的人權公平概念就一定正確，幾千年的人類經驗和智慧就一點參考價值也沒有？很多人對保守主義(conservatism) 有成見，認為保守就是不好，開放、前進就是好，但真正的保守主義自有其洞見和智慧，他們明白社會問題的複雜性，肯定悠久傳統的智慧縱然不是絕對，但也不可輕視。因此，他們比那些魯莽的極端自由主義者和平等主義者，更懂保守、保存社會文化美好的一面。我想，在這充滿迷思的年代，維護一夫一妻制，也是一種有積極性的保守主義。
參考書目
Macedo, Stephen. “Sexuality & Liberty: Making Room for
Nature & Tradition?” In David M. Estlund & Martha C. Nussbaum, eds., Sex,
Preference, & Family: Essays on Law & N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86-101.
何秀蘭，〈同志被拒結婚 經濟被剝削〉，《明報》，2003年8月26日。
邁克爾．沃爾澤(Michael Walzer)，《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
明報 - 同志被拒結婚經濟被剝削
2003-08-26 , 論壇 , A26 , 何秀蘭立法會議員
調查顯示，接受同性婚姻的人士，高達七成，亦有部分人仍然反對同性戀者有締結婚約的權利，他們或基於宗教信仰，或認為家庭基本結構必須由一男一女組成。自由社會應尊重雙方的信念言論，但在法制而言，同性戀者的權利必須與異性戀者一般，得到法律的平等保障，不能因為部分人的價值觀，便在制度上長期壓抑同志的公民權利。
香港現行的法律雖已非刑事化同性戀行為，但在醫療、房屋、稅務、入境、承繼權等直接影響日常生活的範疇，同志依然備受歧視。以稅務為例，異性婚姻可享有配偶免稅額，假若其中一方沒有受薪工作，另一位配偶便可選擇合併報稅，每年最高可少交1.5萬元稅款。由於同性伴侶不能註冊結婚，無從證實配偶關係而取得免稅額，因此要比異性配偶負擔更多公共財政。若將稅款用作投資，30年後，異性配偶的退休生活便豐裕得多。
同志的稅務負擔較重，房屋福利卻遠遠不如。因為房委會只接受有婚姻註冊證書的夫婦申請二人家庭單位，同志伴侶只會被視為兩個無關係的單身人士，同時申請公屋也會被編配到不同的單身宿舍，因此經濟欠佳、資產合乎申請公屋資格的同志伴侶只可租住私人樓宇，才有共同生活的空間。長年累月，又是一筆可觀的開支。從稅務及房屋兩個政策的一消一長，便清晰看到同志被視為二等公民。公共行政以一紙婚書為多項政策甄別的基礎，拒絕同志登記結婚，間接令同志受到經濟剝削，有違公義，是社會必須正視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