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限制

我在上一期《宣訊》這樣說：「只要正確地理解民主和確認它的限制，民主仍是基督徒應支持的目標。」今期就談一下民主的限制。

民主社會與民粹主義

基督徒支持民主的一個主要理由源自罪觀，為了防避權力的濫用，於是反對極權社會的權力集中，然而同樣的罪觀應使我們不把民主理想化，因為民主社會最後仍有權力的不平衡，所以也有權力的濫用。首先，當選的官員可能貪污腐敗，如水門事件。此外，民主社會通常與資本主義結合，所以要提防資本的極權(totalitarianism of capital) ──富有的人較能在民主政治中爭取權力。

由於台灣總統大選出現的亂象，民粹主義的危險被多人談論。我們不能將亂象完全歸咎民主制度，更不能因為民主政制的限制便否定它，但台灣經驗的確顯示了民主的流弊。民主理念的確崇高，如肯定每個市民都有尊嚴，然而不可忘記理想與現實的分別。民主政制最終亦是關乎權力問題，在民選勝出的才有權掌管政府的行政資源，落選者無論有多純潔的理想都無濟於事，更何況我們不能排除參與民主政治的人仍是被權力慾驅使，只是民主制的遊戲規則與專制政治的不同而已。在這種遊戲中，權力來自選票，所以參與者難保不會有傾向在合法或非法而不被揭發的情況下，無所不用其極，務求最多選票。因此，能贏票的招數不一定與政治才能或良好管治理念或社會的長期利益有關，調查顯示，選舉人的外貌、形象和談吐等都至關緊要，但一個口吃的醜八怪就一定不是好總統嗎？

再者，形象的建立是很昂貴的，要有錢才可製作大量高水平的宣傳片，攪很多大型的造勢活動。這樣，政治募捐就成為成敗的關鍵，這讓富人或大集團能用很合法的方法影響選舉結果。此外，討最多人歡心的政策不一定符合社會的長期利益，因競選的賣點必然要簡單、容易理解、易激發激情（太複雜和平衡的政綱難以推銷和在傳媒中解釋）、能符合選民的短期利益。（誰關心一百年後的社會？或完全與自我無關的政策？）所以很少政客會在競選時強調加稅和減福利，在已習慣福利的社會中，縱使大多數人口頭上贊成福利太多令社會負荷太重，但一旦政府減福利，這政府還是會倒台的。

台灣的族群分化不是由陳水扁創造，但其實近年本土和外省的分野已沒那麼明顯，特別是新生代，無論父母來自那裡，都是台灣土生土長。但民進黨為了拿選票，積極強調族群的對立，並且把外省人標籤為不愛台灣的人，就就加劇了族群分化和衝突。這對台灣社會不是好的發展，但卻對陳水扁的當選有利，但他當選後又說要族群和解了！這顯示民主選舉並不一定能避免民粹主義，一些政客正是明暸選舉的機制，才選擇不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重，反而為了當選鼓動選民的非理性情緒。（我也沒有提到那詭異的槍擊案──一件偶然和非理性的事件──如何在最後關頭主宰了民主選舉的最後結果。）

民主政制與人民素質

要避免民粹主義，主要不是制度（當然更完善的選舉法是需要的），而是關乎人民質素和傳媒的成熟程度，但不幸的是，民主制對這兩方面的提高不一定有正面影響。若民主被簡化為自由人權的意識形態，更會產生負面影響，因為對自由的高舉加上人性易於陷溺的事實，容易導致文化的庸俗化和道德的敗壞。我們有理由預期大多數人有沒誘因的情況下會選擇利他的生活方式或崇高的價值嗎？在自由社會中，庸俗的往往會驅走高雅的，不單道德價值被相對化，你若強調崇高價值，別人可能會直斥你是用道德去壓制別人。

我的結論不是否定民主，只是認為不可不正視民主的內在限制。正因民主社會崇尚自由人權，所以需要一種道德力量制衡自由人權的濫用，和精神的力量抗衡人性的陷溺。宗教信仰和道德傳統在民主社會中其實有重要角色，教會應在這方面緊守崗位。此外，在公共政策方面，教會應摸索第三條路，同時避免親中左派和極端自由主義的弊病。那些較溫和及懂得平衡民主與其他價值的民主派，最值得支持，而教會也應鼓勵這種民主路線的發展。

關啟文，〈民主的限制〉，戴《宣訊》第56期，2004年8月，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