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
虐殺女嬰案使人震驚
雖然近年香港的家庭慘案已不是甚麼新聞，但7月12日 (2006年)《明報》的一個報導還是使人震驚，一對同居男女在兩個罪名上定罪：虐兒和誤殺女嬰，被判人獄十年。母親招氏是離婚婦人，與前夫育有一名9歲女兒，後來遇到女嬰的父親林氏，「即墮入愛河，共賦同居。」03年8月，「二人誕下女兒林樂恩（即案中死者）」，家庭經濟拮据，林不滿招氏「亂買東西」，又感到女兒的哭聲令他不勝其煩，而招氏也表示「湊仔好辛苦」。
兩被告「聲稱不忍女兒的哭聲，向女兒施以各種虐打，如林將毛巾塞入女兒口中，…甚至把女兒放入雪櫃，其間曾大力搖晃及倒吊她。」而招氏目擊親生女兒被虐待，竟然袖手旁觀！「12月5日，招發現女兒失去知覺，女兒送院…
因腦部出血及支氣管炎死亡。」女嬰身上有超過70處傷痕！
這種慘劇不禁叫我們發問：「這樣可怕的事情是如何可能發生的呢？」
同居與婚姻沒有分別？
有調查數據顯示，在有後父母的家庭裡，致命的虐兒機會率大一百倍，然而今次虐殺小樂恩的可是她的親生父母，這純粹是經濟壓力之故嗎？我們不能這樣為林招開脫，因為畢竟在更加困難的處境下，也有任勞任怨、疼愛兒女的父母（《明報》就舉出一位多年照顧自閉兒的父親的例子。）那是否林招為人特別邪惡呢？他們兩人當然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而他們的例子也顯出人性的陰暗面，但要理解這悲劇，也要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去看。
家庭本來是孩子獲得基本保護和社會化的最佳地方，所以孩童有擁有完整家庭的權利。婚姻制度保證子女有一對有清楚身分和責任的父母，他們願意長期住在一起用兩雙手維護兒女的幸福。沒有婚姻制度就沒有父親(或母親)，只有無名字、無身分和無責任的捐精（或卵）者，他們並不會把精力和資源投資在孩子上。友誼可因為十萬個理由告終，但婚姻應是持久的，在一切都不穩定的世界裡為生命提供穩定的錨。
然而現代文化不再相信這一套，人們仍然追求「愛情」，但卻合則來、不合則去，認為一紙婚書沒有甚麼意義，所以就如林招兩位，只要「墮入愛河」，即可以「共賦同居。」但不幸的是，這美麗的「愛情」卻是悲劇的先聲，在這種無名無分的「愛情」中，小樂恩闖進他們的世界。很多同居男女會因為孩子的出現而結婚，但林和招沒有這樣做，他們只是感到小樂恩是包袱，令他們壓煩，叫他們辛苦，反而把她用作發洩他們不滿情緒的工具！
這例子說明一個同居的普遍問題：因為同居的男女對關係的穩定性和長期性不確定，所以感到任何投資在關係中的努力都要冒較大風險，所以不願意付出，但照顧孩子卻是那麼費力的工作，同居男女更難全心全意付出。事實上，招已和林分手，另結新歡，她似乎很享受追尋「愛情」的自由，但不幸的是小樂恩要成為犧牲品。
要維護婚姻制度
這個例子幫助我們明白為何婚姻要成為一種制度，而不只是一種私人選擇。因為家庭制度的任何重大改變，都包含重大的後果，及影響了社會的未來。若希望婚姻和家庭制度能正常發揮它的社會功能，缺少了社會的支持是不成的。例如家庭的目的是讓兒女得到父母的愛護和照顧，並讓夫婦在忠誠與信任的處境中，在彼此的愛中成長。婚盟只是一旅程的開始，要走完這路程可要很多關心、尊重、自我犧牲、忍耐、仁慈、寬恕和盼望。這些過程都極不容易，只有當家庭與婚姻是社會共同認可的安排（這就是制度的意思），父母和夫妻才能有清晰而獨特的角色和責任，也只有這樣，以上的艱鉅任務才能有效完成。
家庭制度被破壞，每一個人都可能受害，案中的小樂恩只是一個較明顯的例子。
《星島》06年7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