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近了，教會應當如何抉擇？──教會邊緣化的危機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政治

《時代論壇》社評的警號

近期的《時代論壇》這樣評論：「一群『八十後』青年在反高鐵一役激起的千重浪……新一代社會運動勢必像春風野火，管治階層惟有誠實而謙卑面對現實，順勢調校社會價值的座標，始能讓香港走上新里程。在這場歷史性的事件中，教會何以無聲？關鍵在於教會...未能在雞蛋（弱勢社群）那一端；甚至會被視為『助紂為虐』的利益集團。如果情況朝壞一方進發，又或有激進力量強勢介入新社運，只知選擇性守護道德而缺乏指摘不公義不道德勇氣的教會，也可能成為被攻訐的對象。……這是香港發展與社會價值重塑的關鍵時刻，教會使命的重尋與拓立的歷史契機，最起碼要找回自己的定位與話語權，否則只會進一步自我邊緣化。」[1]

　　雖然我不完全同意這評論（有機會再解釋），但它提的問題是重要的。在前面政改和民主化的路上還有許多風風雨雨，我們要認真面對這些挑戰，思索教會應如何參與社會。若我們繼續漠不關心，或以不合宜的方法參與其中，那教會邊緣化的危機是真實的。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關啟文，社會與政治

 

有些人是夢想家，卻不敢用行動抗爭。一些人勇於為追名逐利而作戰，卻沒有超越的夢想指引。劉曉波卻同時是夢想家和戰士，這真是罕見的結合。他1989年4月27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在6月13日被捕。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令人敬佩。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09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毀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毀滅。」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年6月1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基督教與中國民主前景：一些反思

關啟文，基督教世界觀

我今天到大圍的商務印書館買了兩本書：
劉曉波，《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10月。
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10月。

有趣的是，兩者都是同一時期出版，都令我想起基督教與中國民主的問題。最近劉曉波事件重新激發我思考這方面問題，在八九民運後我曾苦苦讀書和思考，建立了這方面的信念，當年在英國有時也會到不同華人教會宣揚基督徒要支持民運的訊息。其實當年我甚至參加了一個海外民運組織，是王策攪的「基督民主黨」，且是香港代表。當然，八九後不久海外民運已分崩離析，這些組織也已不成氣候。

劉曉波的書內容只看了些少，但前面寫序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基督徒，余杰的〈文字收功日，中國民主時〉（頁3-12）大力支持劉曉波，雖然沒有提到基督教，但現在誰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且是家庭教會的，大家還記得他與布殊的會面嗎？雖然他說的話我不一定認同，但我感到他的確顯示一個趨勢，就是今天仍敢出來維權和以溫和手法與中共抗爭的，有不少是基督徒，如維權律師高智晟。這方面的結合使大陸教會的積極意義彰顯出來，我甚感欣慰。

悲劇人生中的抗爭──劉曉波論中國文化與基督教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政治

                                                                               中國的潘霍華？

劉曉波在1955年出生，在1986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蕩，1988年6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1989年4月27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6月13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著道德的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 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甚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1]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不禁令我想起基督教神學家潘霍華，他毅然回到納粹統治的德國，到最後求仁得仁，在德國解放前不久在集中營被處決。劉曉波還沒有「殉道」，但他卻經歷長期的折磨。經歷第一次監禁，放出來後他還堅持民主運動，發起《零八憲章》，觸怒中共，終於在09年聖誕日被重判入獄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