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1]，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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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6日，高雄市政府發出了一份公函給該市公私立各級學校，題為「為本市各校配合填報各項婦女權益工作內容－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情形注意事項。」當中的第四點說：「另有關貞愛立約承諾、守貞、拒絕婚前性行為及墮胎影片等宗教、信仰團體課程，皆不宜納入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育課綱內容，爰請各校邀請社會與民間團體蒞校宣講時，應慎選團體性質。」
言下之意自然是指令學校不要邀請這些「性保守」團體，也即是說傳統性愛價值（如立約承諾、重視生命）都要被排斥於「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育」之外。公文曝光後，一眾相關人士嘩然：高雄市教育部憑甚麼可以禁制這些價值觀？有關官員周明鎮這樣解釋：『就教育部推出性別平等教育的宗旨與立場，是希望教育孩子們達到一定年紀時，可以有權力追求身體的自主權。』
一些社會人士對以上事件感到詫異，但我卻一點也不驚奇。有些人問：「甚麼時候性平教育被綁架呢？」其實這已有近十年的歷史，激進婦女團體和同運團體巧妙地把「兩性平等」的概念改為「性別平等」，然後再逐步滲入多元性別論，直至這成為台灣性平教育的「道統」！高雄教育部回應時強調「孩子…有權力追求身體的自主權』，所指的是學生的性自主，這正正是多元性別論內蘊的情慾自主和青少年性權的性解放論調。若我們明白從一開始，何春蕤推動性平教育時就提倡打破守貞等概念，以上論調也只是一脈相承而已，無需奇怪。
其實「性平教育」的真相，在過往兩年的同志教育教材的爭拗中已顯露無遺，[2] 它從一開始就是要針對和排斥傳統與及宗教的性倫理，我聽說在2012年的修訂教材裡甚至有更明顯針對宗教倫理的部分！這些做法已是侵害宗教自由，雖然基督徒一向純良如白鴿，但也不應一再受騙，不然也難怪別人譏笑我們愚蠢了！高雄教育部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我們應明白現在台灣教育部的性平教育是高度偏頗的，我們應爭取重新修訂性平教育法，去澄清法律的精義在於兩性平等，和對學生的寬容愛護，而不是去支持性解放和同運意識形態。
或者有人認為這已是既定政策，所以不能改變，但這樣想法太消極了。我們可以參考香港人在2012年夏天抗爭國民教育的經驗，當時香港政府堅持要推動「國民教育」，但裡面的愛國思想有洗腦之嫌，所以受到廣大家長、市民和學生反對，很多市民走上街頭抗議，而由學生發動的「學民思潮」和其他市民包圍了政府總部十天。最後，政府也只好收回這政策。
我想，在台灣只要有幾萬家長包圍總統府十天十夜，清楚向政府表明反對同性戀洗腦教育和性解放洗腦教育，何愁大事不成？我們需要的是決心和行動。當然，我不一定完成明白台灣的處境，我的建議也不一定對，但香港與台灣的教會和社會，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香港也同樣面對同運的衝擊（包括偽性平教育），也請台灣的弟兄姊妹記念。我在下面先回顧性平教育的發展，指出它何時開始被綁架。
兩性平等教育──多元性別意識形態開始滲透
台灣教育部決定從一九九七年起全面推動兩性平等教育，台灣女性主義性解放「大師」何春蕤的思想很早已影響政府，她說：「一九九七年九月桃園縣教育局開始和我接洽，希望我能協助教育局出版一本和兩性平權教育相關的閱讀資料…師資培訓」（何春蕤1998，頁9），這就是《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以下正文中的頁數都指這本書）。這顯示何春蕤是多元性別教育的鼻祖，但這本書的內容遠遠超過「兩性平權教育」！看來「兩性平等」只是糖衣，裡面包著的卻是「毒藥」──激進的性解放思想，細說如下。
在這本1998年的書中，何春蕤已提到「性別解嚴」和「多元性別」，而「性別解嚴所要的…
是人人都發展出特立獨行的多性別流動主體。在個體的伸張和實驗中，探測並突破文化的局限。…
這種多元性別角色的調教」（頁24）就成為了性平教育的主線。這表示首先要全方位推翻傳統的性觀念：「先平反那些原本在性別體制中受到孤立打壓的主體（例如染髮帶耳環的男生、豪邁開放的女生、同性戀學生、所謂「破碎家庭」的學生、老早就在發展愛情和性生活的學生等等）…
不再把同性戀學生當成病態、不再特別批評單親的家庭結構」（頁25，粗體為筆者所加）。我們看到何春蕤認為要為性開放的女生「平反」、「解嚴」，這當然是呼應她「豪爽女人」的性解放意識形態，所以她根本不認為「老早就在發展性生活的學生」有問題，反而「打壓」他們才是問題。
因此，我們不單應反對「保守的性觀念…. 貞操觀念… 禁慾觀點」（頁90-91），性教育更應「支援青少年的性愛」（頁67），要「尋求一個…不否定青少年情慾的文化環境」（頁74）。例如我們應在校園大力推動保險套：「需要使保險套隨處可得（當成獎品、免費贈送、販賣機），便宜好買（便利商店、學校福利社、文具店），常常練習使用（學校備有假陽具以便練習）…
使保險套成為情慾活動的必備用品，甚至是催情劑。」（頁242）高雄的教育部公文不就是按照這種思想脈絡寫成的嗎？
當然，對女性（特別是少女）的性解放而言，一個障礙是對懷孕的恐懼，但只要全面開放墮胎這選擇，一切問題不都迎刃而解了嗎？所以，提倡性解放與鼓吹墮胎必然是手牽手並進的。何春蕤就認為要「建立新的墮胎文化…
改變這個文化對墮胎的嚴重關注和譴責」，高調肯定「墮胎是人類身體自主的方式之一」（頁236，粗體為筆者所加）。(大家再次在這裡看到「身體自主」這關鍵概念。) 因此，「優生促健法要求父母、配偶成監護人陪同墮胎的規定也要修改，以便讓女生有機會在墮胎的事情上自主」（頁243）。最終這些都是為性開放鋪路，怪不得他們經常攻擊《殘蝕的理性》那種有效反墮胎的工具！
何春蕤明言這種性平教育是一場革命：「新的性別教育必須由性別角色和關係的多元化以及自主化開始，必須由呵護性異議分子的生活生命開始。新的性別教育和性教育必須是一次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革命。」（頁31，粗體為筆者所加）當時很多人可能以為這只是天方夜譚，但今天我們正在見證這場「影響深遠的社會文化革命」已差不多成功！她提倡的根本就是性革命，而且是在正規學校裡提倡。
何春蕤特別想革除的是女性的性保守形象：「我們常常會聽見：『男生性慾比較衝動，無法自制」；「男生比較好色，女生比較為愛而性」；「女生要尊重自己，身體是一輩子的事」…
這些話語都再一次鞏固了原本的性別角色安排」。（頁65）所以我們「要打破『女生在性事上容易吃虧受害』這種偏見」（頁67）。說到底，「反性別角色定型」主要是女性主義性解放的借口：鼓勵女生做「豪爽女人」！女生（和男生一樣「平等」）也應為性而性，情慾自主，追求歡愉，就是那麼簡單！何春蕤自己在社會提倡這種思想，自然有她的言論自由，但甚麼時候這成為了學校的性平教育的內容？
雖然何春蕤大力鞭撻傳統性愛的「賺賠邏輯」，但我認為「女生要尊重自己，身體是一輩子的事」這句話大體上都是對的。當然，男生也應有同樣態度，兩性在這方面可以是平等的。再者，「女生在性事上容易吃虧受害」也不見得全是偏見，最少有一種「生死攸關」的風險是只有女生會面對，而男生不用──這就是懷孕（生命的誕生）與及墮胎的痛苦抉擇（這卻是死亡）。此外，少女過早發生性行為會增加患子宮頸癌的風險，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何春蕤就經常否定這個真實問題，可見她經常都是意識形態主導，不肯面對一些常識，也不理會一些堅實的數據。其實以上事實的醫學根據，醫學界也已有清禁解釋，這和少女的子宮頸中未成熟的T-zone有關。 (參葛蘿絲曼，頁121）
何春蕤要為同性戀平反，例如她說同性戀與愛滋病無關（頁225），這又是脫離事實的意識形態（參葛蘿絲曼，第6章）！當然不是每個同性戀者都感染愛滋病，但全世界的醫學數據差不多一致顯示，男男性行為(MSM)
是最容易感染愛滋病的源頭。以香港衛生署剛公布2012年第三季的數據為例，[3] 整季共接獲140宗感染愛滋病病毒個案，當中65人透過同性性接觸受感染，2人透過雙性性接觸受感染，28人透過異性性接觸受感染，1人為注射毒品人士，而44名感染途徑未能確定。
若仔細考慮同性戀人口比率（大概3-4%），透過同性性接觸受感染愛滋病的機率，會比透過異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高出數十倍。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於2010年發表的報告顯示，男男性接觸人士患上愛滋病和梅毒的比率，較一般男性分別高出44和46倍。 [4]這些數字都相互吻合（還有其他很多，不能盡錄），如何能說「同性戀與愛滋病無關」呢？
何春蕤亦是「多元家庭論」的鼻祖（就台灣而言），上面她已提到要為「所謂「破碎家庭」的學生」平反，這是因為她相信「離婚失婚家庭的孩子所受到的最大傷害，恐怕不見得是來自他們的父母分手，而是來自於周遭社會對離婚者、失婚者的歧視。」（頁198）所以我們「不能再死守一種家庭的形式… 全班的成員要開始探討家庭的多樣形式」（頁202）。這裡她一廂情願地認為家庭結構完全不重要，一切問題都源自歧視，但在性革命後，單親家庭已是如此普遍，很難說有甚麼嚴重的歧視。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歧視，本身已難有說服力。
何況西方多年研究都指向單親家庭的困境是真實的，如Michael E. Lamb是劍橋大學社會科學院的心理學教授（Professor of Psycholog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他這樣總結近年的社會科學研究：「雖然三十年來，對於相關研究結果的詮釋存在相當大的分歧，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在父母親關係健全的家庭中長大的小孩，比在單親家庭中長大的小孩，心理上與發展上會比較健全」。他接著說：「豐富的文獻顯示…在無父的家庭中長大的小孩，相較於在雙親家庭中長大的同儕，是比較不利的。尤其，這些文獻也被複製在心理與之適應研究、在學校的行為與成就研究、教育成就研究、就業情況研究、收入研究、反社會與犯罪行為研究、建立並維持親蜜關係的能力研究上」[5]。
（還有很多面資料，很多問題還要深入討論，要另文處理。）
結論
換言之，縱使所謂性平教育不完全是意識形態，它的學術基礎也是相當薄弱和有爭議性的，但隨著性別研究所的擴張（這也與性平教育法有關），一大堆性別「學者」和「專家」湧現。當然，性別研究這學科裡不乏真知灼見和發人深省之處，也是批判社會不公義的利器；然而也有一些性別「學者」的意識形態與何春蕤大同小異，而且往往缺乏探討相反的意見和論據。漸漸這些論述（和激進的價值觀）在某些圈子變成不能質疑的真理，而質疑者都被標籤為落伍、無知和歧視，不贊成他／她們理解的「性別平等」也成了一種彌天大罪。這種氛圍就是2011年那些提倡性解放的同志教材，敢於明目張膽公佈給社會大眾的背景。到今天這種氛圍仍然籠罩著台灣的教育部（從高雄事件可見一班），何時這種「陰霾」才能驅散呢？
性平教育的後期發展，和對多元性別論的評析，我希望在以後一系列文章繼續探討。
參考資料
何春蕤主筆，《性／別校園──新世代的性別教育》，台北：元尊文化，1998。
葛蘿絲曼，《你們在教我孩子什麼？──從醫學看性教育》，新北市：校園書房，2012年3月。[第7章：性別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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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章只代表個人立場，絕不代表任何組織或機構。
[2] 參關啟文，《台灣同運如何推行同性戀洗腦教育》，http://kmkwanblog.blogspot.hk/2012/12/blog-post_5.html
[3] 二零一二年第三季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2012年12月4日，衛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
http://www.info.gov.hk/aids/chinese/press/2012/121204.htm
[4] CDC Analysis Provides New Look at Disproportionate Impact of HIV
and Syphilis Among U.S. Gay and Bisexual Men. (2010, March 9).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cdc.gov/nchhstp/Newsroom/msmpressrelease.html
[5] Michael E. Lamb，〈沒有監護權的離婚父親及其對小孩的影響〉，載Ross A. Thomson、Paul R. Amato編，《後離婚的家庭》，台北：韋伯文化，2002，頁127-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