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PONSE TO DR. JUDO POERWOWIDEGO'S PAPER ON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RESPONSE TO DR. JUDO POERWOWIDEGO'S PAPER ON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KWAN KAI MAN

[作者按：我在1996年到日本京都參加一個有關處境神學的會議，有一個印尼的神學家發表了一篇文章，以下是我對他的回應文：

        “On the Dialogue with Text and Tradition: A Response to Dr. Judo Poerwowidagdo.”    The Colloquium on “Methods of Doing Theology from a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in Asia,” organized by the Christian Conference of Asia.  14-19 April 1996, Kansai Seminar House, Kyoto, Japan. (Invited)

        後面還有我對這會議的一些感想。]

如何去經歷神

               

關啟文

很多信徒都常常問一個問題：「如何去經歷神？」大約九年前我在牛津念神學的時候，有一晚我獨自在宿舍「閉門苦修」時，一位在學生團契新認識的弟兄Patrick 來找我，他告訴我最近在一個佈道會決志信主，但有一件事令他困惑，就是信主之後仍好像沒甚麼特別感覺。一些未信的朋友也說他不是不願意信，但就是感受不到神。另一些信徒不是沒有經歷神，他們每年去夏令會時都心裏火熱，感覺到神很實在，然而一旦回到忙碌的生活中，對神的感覺就會慢慢消失。他們亦會問：「如何才可以更深刻和持久地經歷神？」毫無疑問，對信徒來說，感覺和經歷都是重要的，因為信仰是全人的獻身，單靠頭腦上的認信是很難維持的。

爭取民主與建立人文精神──政改風雲的啟示

這幾個月的政改風雲相當有戲劇性。激進民主派推動五區補選的「公投」，溫和民主派則與中央政府談判，這種路線分歧為泛民陣營的撕裂埋下伏筆。那邊廂政府鋪天蓋地的推動「起錨」運動，曾特首且赤膊上陣，在電視辯論中單挑余大狀。然而沒有那一方勝利，「公投」的投票率奇低，公社兩黨的解釋欠說服力，給人「死撐」和沒政治風度的印象。走溫和路線的終極普選聯盟則在談判卓上碰壁，給人兩面不討好的印象。而「起錨」運動則被諷刺為「超錯」，高官落區被追擊，曾特首在辯論中大敗，政改方案支持度下滑。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人只感無能為力，預期又五年的「原地踏步」，心中鬱悶。

誰在拜偶像？──論曹文偉對家庭價值的質疑

由2007年起，有一群人積極在建構和提倡所謂宗教右派的論述，並對之猛烈批評。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基督徒學會的刊物《思》第 115 期(2010 年 4月)──它的專題就是宗教右派，裡面有三篇批判所謂宗教右派的文章，包括曹文偉的〈基督教與家庭──兼論明光陣營思想與信仰的

誤區〉(以下簡稱〈曹文〉)。[1]我在這裡作點回應。

當代的醫學與落伍的性教育──介紹格蘿絲曼醫生的新書：《你在教導我們的孩子甚麼？》（You’re teaching my child what?）

關啟文，閱讀札記

格蘿絲曼醫生 (Dr. Miriam Grossman)住在洛杉機，她的專業是精神科，在UCLA的學生心理服務處工作超過十年，接觸和幫忙學生的經驗超過二十年，對學生的情緒和心理問題有第一手的資料，和深刻的認識。 她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震動一時的書： Unprotected: A Campus Psychiatrist Reveals How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Her Profession Endangers Every Student (New York: Sentinel, 2006) ，在書中格蘿絲曼醫生基於她真實的治療和輔導學生的經驗，揭露現時美國主流的性教育其實充斥了性解放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政治正確的思想只會危害學生的性健康和心理健康。這本書出版後，格蘿絲曼醫生在電台、新聞和電視節目上接受了超過150次訪問，有趣的是，這本書出版時作者是佚名的，這是因為格蘿絲曼醫生甚為懼怕她的言論會招來攻擊和同行的排擠，後來因著許多正面反應的鼓勵，她終於勇敢地公開亮相（雖然她的確受到不少攻擊和辱罵）。

民主近了，教會應當如何抉擇？──教會邊緣化的危機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政治

《時代論壇》社評的警號

近期的《時代論壇》這樣評論：「一群『八十後』青年在反高鐵一役激起的千重浪……新一代社會運動勢必像春風野火，管治階層惟有誠實而謙卑面對現實，順勢調校社會價值的座標，始能讓香港走上新里程。在這場歷史性的事件中，教會何以無聲？關鍵在於教會...未能在雞蛋（弱勢社群）那一端；甚至會被視為『助紂為虐』的利益集團。如果情況朝壞一方進發，又或有激進力量強勢介入新社運，只知選擇性守護道德而缺乏指摘不公義不道德勇氣的教會，也可能成為被攻訐的對象。……這是香港發展與社會價值重塑的關鍵時刻，教會使命的重尋與拓立的歷史契機，最起碼要找回自己的定位與話語權，否則只會進一步自我邊緣化。」[1]

　　雖然我不完全同意這評論（有機會再解釋），但它提的問題是重要的。在前面政改和民主化的路上還有許多風風雨雨，我們要認真面對這些挑戰，思索教會應如何參與社會。若我們繼續漠不關心，或以不合宜的方法參與其中，那教會邊緣化的危機是真實的。

夢想家與戰士──向劉曉波致敬

關啟文，社會與政治

 

有些人是夢想家，卻不敢用行動抗爭。一些人勇於為追名逐利而作戰，卻沒有超越的夢想指引。劉曉波卻同時是夢想家和戰士，這真是罕見的結合。他1989年4月27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在6月13日被捕。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令人敬佩。

然而劉曉波的厄運沒完沒了，因為他堅持民主運動，所以他經歷長期的折磨和數次監禁。他發起《零八憲章》，再次惹禍，在09年聖誕日被判入獄11年。他在博士論文寫道：「人應該在正視人生的殘酷和血腥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是注定要死亡的，…但是即使毀滅，也要在死亡的抗拒之中毀滅。」劉曉波坐言起行的氣魄特別令人動容，在89年6月1日的絕食演講中，他說：「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

基督教與中國民主前景：一些反思

關啟文，基督教世界觀

我今天到大圍的商務印書館買了兩本書：
劉曉波，《大國沉淪──寫給中國的備忘錄》，台北：允晨文化，2009年10月。
蕭建生，《中國文明的反思》，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年10月。

有趣的是，兩者都是同一時期出版，都令我想起基督教與中國民主的問題。最近劉曉波事件重新激發我思考這方面問題，在八九民運後我曾苦苦讀書和思考，建立了這方面的信念，當年在英國有時也會到不同華人教會宣揚基督徒要支持民運的訊息。其實當年我甚至參加了一個海外民運組織，是王策攪的「基督民主黨」，且是香港代表。當然，八九後不久海外民運已分崩離析，這些組織也已不成氣候。

劉曉波的書內容只看了些少，但前面寫序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是基督徒，余杰的〈文字收功日，中國民主時〉（頁3-12）大力支持劉曉波，雖然沒有提到基督教，但現在誰都知道他是基督徒，且是家庭教會的，大家還記得他與布殊的會面嗎？雖然他說的話我不一定認同，但我感到他的確顯示一個趨勢，就是今天仍敢出來維權和以溫和手法與中共抗爭的，有不少是基督徒，如維權律師高智晟。這方面的結合使大陸教會的積極意義彰顯出來，我甚感欣慰。

悲劇人生中的抗爭──劉曉波論中國文化與基督教

關啟文，宗教與社會/政治

                                                                               中國的潘霍華？

劉曉波在1955年出生，在1986年，他只是一個研究生已在中國文壇引起「黑馬」震蕩，1988年6月他獲北師大中文系博士，同年到美國進修。然而劉曉波在1989年4月27日從美國回到北京，投身在學運的熊熊烈火中，劉賓雁說：「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果然他在6月13日被捕。他的好朋友陳軍說：「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著道德的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 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甚麼資格談民運？…當時，半個月內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買了票就走了。」[1]這種英勇的氣概，對民族命運的承擔，都不禁令我想起基督教神學家潘霍華，他毅然回到納粹統治的德國，到最後求仁得仁，在德國解放前不久在集中營被處決。劉曉波還沒有「殉道」，但他卻經歷長期的折磨。經歷第一次監禁，放出來後他還堅持民主運動，發起《零八憲章》，觸怒中共，終於在09年聖誕日被重判入獄11年。

從《家庭暴力條例》的爭論反思民主、人權和家庭價值

政府建議把同性同居者納入《家庭暴力條例》的涵蓋範圍，鬧到滿城風雨，1月10剛舉行了立法會有史以來最熱烈的公聽會。六十三個團體中有三分二反對政府建議，主要關心香港的婚姻觀念會受到衝擊。然而一些人對家庭價值嗤之以鼻，認為現代民主社會講人權就足夠了，並不需考慮甚麼道德或價值！我對這看法不敢苟同。我先申明，我同意保障同性同居者，問題只是用何種法例和條文去保障，我且建議擴大保護範圍，也包含同住長者等。

民主、自由和人權的限制與超越

2008年9月7日是香港的立法會選舉日，在考慮如何投手上一票時，一個關鍵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對民主的追求？一些人認為社會穩定比民主更重要，另一些則把自由民主視作絕對價值。教會應從基督教信仰角度出發，去評價自由民主等價值觀。我的立場是：民主仍是基督徒應支持的目標，但只是次終極目標(penultimate goal)，而不是終極目標(ultimate goal) 。我們應正視理解民主、自由和人權等理念的限制，並嘗試尋找超越兩種極端的第三條路。

社會公義vs道德改革？從《奇異恩典》談起

近期在港上影的電影《奇異恩典》，談到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 廢除黑奴的奪鬥故事，他堅忍不拔，努力了近五十年。最後在1807年(剛好200年前) 爭取到奴隸販賣的禁止，和1833年解放奴隸法案的通過。威伯福斯是人權運動的先驅（爭取所有人不受奴役的人權），而按今天的看法，關心公義和貧窮問題的「前衛」派往往與關心道德和家庭價值的「保守」派格格不入，甚或勢成水火。

家庭價值與民主社會

在現代世界需要維護家庭價值嗎？後者與前者的價值觀（如人權、民主）相容嗎？我相信是的，上次我在這專欄指出：維護家庭是人權，由1948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到2004年的《多哈宣言》，國際社群一個不變共識是，維護家庭本就是捍衛人權的重要內容。人權的概念我聽了幾十年，但六七年前才知道《世界人權宣言》第16條有這樣的宣告：

「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會單元，並應受到社會和國家的保護。」

《多哈宣言》也是去年才聽聞。這些都激發我對人權展開新的思考，希望更多人掌握這些資料，對人權有更全面的了解。

家庭與人權──香港社群的重建

施政報告與家庭友善政策

特首曾蔭權今年(2006年)十月發表了2006年的施政報告，其中一個重點是「支援家庭」，他提議設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委員會，加強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推動家庭教育。鼓勵已婚子女與父母同住，對家庭暴力條例提出修訂，及資助幼兒教育等等。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也在《明報》(10月18日）撰文，重申「家庭和睦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很多社會問題的根源是家庭未能全面發揮其社會細胞的功能。家庭成員可以互相扶持，不少社會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並呼籲「社會各界別、階層和專業加強協作，去支援家庭。」

公眾可能感到家庭價值有點「老土」，沒有太大爭議，較廣泛爭論的是應否用「學券」資助牟利的幼稚園。較積極響應特首的家庭政策的是民建聯，事實上民建聯之前已就家庭友善政策提出多項建議。泛民主派和人權組織沒有表示太大支持，有些還表達疑慮。如人權監察擔心家庭事務委員會會淪為「口水會」，並促請政府應盡快成立人權委員會（《蘋果日報》10月31日）。而張超雄則說「去年施政報告的扶貧主題，已給換上了今年有點不知所謂的重視家庭。」他擔心「若只有漂亮口號，最終只會淪為國王新衣。」（《東方日報》10月31日）

我們看到對家庭價值的詮釋，存在著分歧，有些人把家庭視作政策焦點，另一些人則認為應把人權和扶貧放在首位。近期亦有不少人提倡立法禁止家長體罰孩子，這牽涉到兒童權利和家長權利的張力，及政府的干預與家庭的自主的矛盾。我相信這些爭論在將來會不斷發生，教會應結合信仰、社會科學和多種角度，對家庭這課題作深入思考。

人權運動何處去？──基督徒角度的反思

前言──人權理念的持守與反思

自從我在大學時期反省信仰，重新認識福音的社會向度，我一直都是支持人權的，例如我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鮮明地宣告：「人權思想與基督教信仰是吻合的[反而與自然主義世界觀不吻合]，而教會也應支援人權運動。」我接著探討後現代思潮與人權的矛盾，和亞洲價值對普世人權的挑戰，我的結論是：「後現代思潮進一步揭示俗世主義實在很難為人權提供穩固基礎，… 我認為教會應強調人權的普世性和本質性，在這相對主義當道的世界中，堅定地見証：每個個體的尊嚴和人權不是他人和社群可剝奪的，因為這些都植根於她們和造物主的關係。」此外，我們「要堅決譴責任何以「亞洲價值」作侵犯人權的借口或擋箭牌的姿態」。[1]這些口吻和一般人權運動活躍分子無異，然而在2005年，香港社會中發生了一場關於「同志運動」的激辯(主要是維繞「應否制訂性傾向歧視法」的問題)，而我是最鮮明反對立法的一個主要發言人，於是不少人把我描繪為「反人權集團」的首腦之一。那今天我是否真的放棄了以往對人權的信念呢？非也。